开封行宫角，当年慈禧行宫就在附近。

天津巡警模式大获成功，中国各地随后都出现了巡警和巡警学堂（翻拍图片）。

　　□记者 朱金中 实习生 姚晨雨 文图

　　引子

　　1901年11月8日，两宫的銮驾从荥阳启程，晚上到了郑州，休息两天后，于11月11日启程，当晚又在中牟歇脚，第二天到达了河南省会开封。

　　开封也是历史名城，几次做过国家的首都，虽然降级成了省会，但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还在。

　　2011年9月，我到开封采访，恰好我的好友、历史学者杨超也在开封办事，听说我正在搞“慈禧回銮”这个选题，他故作神秘地问：你知道慈禧当年的行宫在什么地方吗？

　　我一脸茫然：现在还有行宫吗？

　　杨超回答：当然没有。不过在省府前街和中山路交叉口一带，有一个地名，叫行宫角。当年慈禧在开封的行宫就在那一片。

　　我忙拉着杨超到行宫角实地查看，大失所望，除了一块“行宫角邮局”的招牌能显示地名外，周围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建筑。

　　“当年慈禧的行宫大致就在这一带，虽然行宫早就没了踪迹，但行宫一角，这个历史性的地名保留下来了。”杨超说，慈禧的行宫并非新建，而是翻修当年乾隆过开封时住的老行宫。

　　当时的河南巡抚松寿指挥人将行宫的墙壁修饰一新，亭阁、廊檐、门窗、柱栏等都重新油漆一遍。新修后的行宫金碧辉煌，陈设典雅，庄严肃穆，几有皇宫之气象。这一点，吴永在其《庚子西狩丛谈》中也感慨：“阖省文武，均于城外迎驾。行宫陈设极壮丽，入内瞻仰一周，俨然有内廷气象矣。”

　　松寿如此操办行宫，是因为11月20日（阴历十月初十）就是慈禧的“万寿庆典”。慈禧是在11月12日进入开封的，肯定会在开封过寿，因此必须竭尽全力讨好老佛爷。

　　慈禧入住开封行宫当日，就下了一道懿旨：“皇太后万寿典礼，概行停止。”但中国的事情，历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老佛爷的“谦虚”，很难说其中有多少真真假假。

　　十月初十，慈禧的万寿庆典依旧举行，规模有所缩减，“百官皆蟒袍补服，诣宫门外排班，行朝贺礼”。中午，亲贵大臣们每人得到赏赐“大缎二匹，江绸袍褂料一卷，并蒙加赉橄榄、鱼翅、燕窝、桂圆、藕粉、蜜枣糕等食物多品”。我查到的资料，慈禧在开封前后停留了32天，所耗回銮费用，大致为180万两白银。

　　如此看来，老佛爷在开封过得还是很滋润的。

　　袁世凯提议设巡警接管天津

　　从11月12日抵达开封，慈禧的回銮似乎进入了一个“停摆”阶段，直到12月14日，才启程北上。长达一个多月的停留前所未有，即使在洛阳，也不过停了8天。

　　慈禧为何在开封要停留这么长的时间，史学家们推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慈禧感到“卧榻之侧”的不安全。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其中第三条规定：“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这一条实际上是剥夺了中国政府在天津的驻兵权，由于天津历来为北京门户，又有“京津一体”之说，如果八国联军再来一次入侵，就可以长驱直入，那紫禁城的慈禧可就连“西狩”的时间都没有了。因此，大清的官员谁也不敢不带一兵一卒，去接收满城都是八国联军的天津城。

　　在签订《辛丑条约》的当日，慈禧就给远在北京的奕劻和李鸿章发电：“速行设法竭力磋商，务期早日收回。”但慈禧走到荥阳时，李鸿章病逝，谁来接收天津城、解决大清不能驻军的问题，成为慈禧的一块心病。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遗折中，极力推荐山东巡抚袁世凯接替自己，并称赞其“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认为袁世凯一定能顺利解决天津不能驻军问题。而慈禧的心腹荣禄在病中也举荐袁世凯。

　　11月7日，慈禧下诏，命袁世凯即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应当说，李鸿章和荣禄的眼光是没错的。

　　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一直以李鸿章的政治继承人而自居，言必称“李中堂”，以示尊崇，而很多史学家也认为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是近代洋务派一脉相承的。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院长张华腾教授认为，从操办洋务、知晓近代外交、兴办实业的角度来说，袁世凯可谓深得李鸿章真传。

　　天津不准驻军，一下子难住了对近代体制一无所知的满朝文武，但难不住深通洋务的袁世凯。

　　袁世凯经过实地考察，给朝廷上奏折，提出了设立巡警的建议：“臣于莅任之初，即预筹津地收回必当以善其后。迨至交津有期，而各国订立条约，复有距天津二十华里，华兵不能驻扎之议。迭经电请外部向各国公使磋商，始议明巡警不在此列。维时天津盗贼繁多，疮痍满目，兵力既不能到，则唯赖巡警以震慑而绥靖之。”

　　巡警为近代国家所特有的工种，古代中国，只有衙役、捕快之类的，也起一些维护治安的职能，但远没有巡警专业化。

　　在天津设立巡警，一来可以维护当地治安，二来可以威慑外国驻军，战时可以起到“准军队”的作用，三来也钻了《辛丑条约》的空子，让列强无话可说。

　　设立警察，这一想法戊戌变法时黄遵宪曾在湖南试行过类似制度，但无果而终，如今袁世凯将其付诸实施，算是近代中国首创，这也算了却了慈禧的一块心病——有了巡警来保卫天津，将来在北京虽不说高枕无忧，起码也算安全有了保障。

　　当初应急之举成为后来必需手段

　　由于天津当时尚在八国联军的军事管制下，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并不是在天津就职，而是在保定。

　　虽然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对西方军警制度有一定了解，但实打实地要创办一支近代化的警察队伍，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既然“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说过“师夷长技以制夷”，大清国的巡警也就是从借鉴开始的。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是英国，袁世凯就让赵秉钧给驻英使馆发电报，把英国的警察章程、条例什么的翻译翻译发过来。使馆的人说，章程什么的可长了，发电报贵着呢。袁世凯说电报费我们掏了，尽管发吧。

　　英国警察的警棍、警服甚至乐队都很容易照搬过来，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职务名称、级别名称等不好“复制”，袁世凯想了想，日本是学习西方很见效的国家，就让人把日本的警察制度翻译过来，参考着用。至今，中国汉语中的一些词汇，如“警察”、“巡警”、“警察局”等都是从日文中抄过来的。

　　由于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只是为了慈禧太后的“卧榻之忧”，因此筹备、训练、组建都很仓促，最早的警员都是军人“集体转业”而来。袁世凯从小站北洋军中抽调了2000名士兵，按照英日两国的警察制度进行速成式培训，但毕竟军人和警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为了训练出合格的警察，1902年5月，袁世凯在保定创设了警务总局和巡警学堂，开始全面培训巡警。

　　经过交涉，西方列强只能同意中国巡警进驻天津。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正式接管天津，随后成立天津巡警总局。

　　巡警这一新鲜事物在天津出现后，很快在治安、巡逻、税收、户籍、建筑等多个领域的管理方面显示出效果。天津警察的规模迅速扩大为5000人，所属各个机构也日益完善。到1904年，天津巡警总局已经增添了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且陆续建立了拘留所、备差队、军乐队和探防队等，这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

　　天津警察的制度建设，也从当初的照搬英日，发展到了在参考国情后的系统建设。到1905年，天津警察颁布的一系列章程、条例和办法，涉及组织考核、行政管理、司法、卫生四大类，涵盖了官吏使用、赏罚抚恤、治安、户籍、消防、交通、防疫、戒毒等多项领域，尤其是《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全文长达5万余字，可谓警察法规的汇总。

　　天津警察的发展壮大，让清廷看到，这个原本是为应急的队伍实为近代国家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于是在1906年2月27日下令在中央成立巡警部，推动全国各地兴办警察机构。

　　而天津警察机构则成为全国警察机构建设的标本，巡警部组建后，其右侍郎一职就是由实际负责天津警察队伍创建的赵秉钧担任，而国内其他地方的警察队伍，基本都是模仿天津巡警而建立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起源就在天津。

　　对于袁世凯首创近代警察制度，以往史学界的看法大多是批判性的，无外乎“维护腐朽清王朝统治”、“镇压人民的工具”云云，近些年，对此评价客观了很多，天津警察建立是为了维护清廷统治，但它对于近代中国城市治安管理的推动，也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在此之前，政府维护社会秩序，主要依靠军队、团练和非官方的保甲局，警察制度建立后，将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更加细分化、科学化和功能化，避免了军警不分的状况，将民事、刑事、治安等多种社会案件的管理职责进行了细分，公正地说，这对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很明显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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