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伟

　　同样属于公权力作为的案件，一个未满11岁的女孩被强迫卖淫，为何要母亲以跳楼相逼才得以立案？为何要等到“上级批示”才启动司法程序？由永州警方出具而法院未予采信的罪犯“立功证明”，为何至今依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中？与劳教唐慧相比，这又是怎样一种执法态度和执法效率？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事实上，与公开透明同样重要的，是执法者的一视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国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但现实中，这种平等往往被某些选择性执法倾斜。一个日本人的自行车在武汉失窃，警方连夜追回发还失主；一个俄罗斯人在宁波遗失护照，警察翻了5吨垃圾后迅速找回。相形之下，同样是失主，许多市民的待遇则要差一些。

　　如果说这些执法尚且有“城市颜面”、“国家体面”可以解释，在许多案子中，有的是时不我待、雷厉风行的执法，有的却非要等到受害人抗争、上级机关施压才勉强启动，这种选择性执法，不仅会动摇法律的平等性、权威性、正义性，消解人们的公平观念和法治意识，也会让我们的执法者变得相当被动。

　　据永州警方公告，唐慧之女张某某被周某某、秦某等7人强奸、强迫卖淫一案，经今年6月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2名被告人死刑、4名被告人无期徒刑、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5年。应该说，这样的判罚委实不轻，但为何依然没能让受害者母亲“满足”？为何媒体公众依然不乏讨伐之声？分析媒体报道，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这一结果，是唐慧“争取”来的甚至是“拼”出来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受害者母亲的选择，恐怕对其许多过激行为能多一层认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要看到，如果我们的执法者对所有案件能一视同仁，以同等的效率、同样的耐心、透明的程序，去秉公执法、严肃办案，推动人们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就能减少许多不理智甚至以偏执方式寻求说法的行为，并由此维护公共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正所谓，“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专栏编辑室副主编。文章有删节，昨刊发于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