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薇委员提出用经济手段引导解决养老问题

　　法制网讯 记者陈丽平 在前不久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组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时，吕薇委员提出，应注意用经济手段和政策引导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

　　吕薇委员说，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不一定要由国家直接投资。比如居家养老、儿女赡养老人可以分为不同档次，根据老年人退休金的多少来确定国家给予多少补助或者免税。因此，可以用经济手段去引导大家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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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重视家庭养老的重要性、对家庭养老给予政策支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共识。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东亚地区，特别是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已形成一系列较成熟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英、美等西方国家也逐步认识到家庭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专项立法、舆论引导、服务提供等多方面加强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

　　新加坡制定赡养法律，强化家庭成员赡养责任。1994年制定了《赡养父母法》，依照该法，凡拒绝赡养或资助贫困年迈父母者，其父母可以向法院起诉，如被告子女确实未尽赡养义务，法院将判决对其进行罚款或判处一年有期徒刑。1996年6月，该国又设立了赡养父母仲裁法庭，仲裁庭由律师、社会工作者和公民组成，地方法官担任主审，对于调解不成的赡养案件，由仲裁法庭开庭审理并进行裁决。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建屋局在分配政府组屋时，对三代同堂家庭给予价格优惠和优先安排，同时规定单身青年不可租赁或购买组屋，除非愿意与父母同住，则可优先照顾；如果有子女愿意与丧偶父亲或母亲一起居住，则对父母遗留房屋可以给予遗产税减免优待；如果纳税人和父母或患有残疾的兄妹一起居住，则可享受“父母及残疾兄弟税务扣除优待”或者“三代同堂花红”。

　　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国民的自立。对于需要护理的老年人，一般都以家庭和亲属的护理为前提，公共福利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仅是补充。在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中，许多内容都把家庭和家庭赡养关系作为前提条件，如《老年人福利法》、《老年人保健法》等。因此，日本老人与子女同居的比率非常高，他们主要与长子家庭同居养老。

　　韩国强调儒家文化价值观，坚持“家庭照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养老政策。对于赡养老人五年以上的三代同堂家庭，在继承遗产时给予税收额90％的减免；每赡养一个老人即可扣除3000万韩元的遗产税；对于需要赡养60岁(女55岁)以上直系亲属的纳税人，每年可扣除48万韩元的所得税；对于子女和父母各自拥有住房，又选择在一起生活者，可以免除一方出租或出售住房的所得税；本人或其配偶与直系亲属老人共同生活2年以上者，可以获得政府优惠贷款，用来购置、改造、新建住房。

　　英国早在1995年，就出台了《照料者(认可和服务)法案》，此后又陆续出台了《照料者(平等机会)法案》、《工作与家庭法案》等，对家庭照料者给予政策支持：经济方面的支持，主要是提供照料者津贴、税收减免、陪同老人出行时的交通娱乐等方面的优惠；社会服务方面支持，照料者可以获得托管照料、家务帮助、心理辅导、照料者互助等支持性服务；就业和社会参与等方面支持，如根据家庭照料者的时间开设特别课程、进行远程教育或给予学费减免，另外在就业、假期等方面也可以获得特殊支持。

　　美国2000年通过的《美国老年法》第Ⅲ一E修正议案——全国照料者支持项目，将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家庭照料的成年人作为受益人，明确为其提供信息服务、支持性服务、个人咨询服务、支持小组和培训服务、喘息照料以及补充性服务等项目，并可以提供住房、交通、法律和金融等多方面的照顾与优惠。另外，美国还成立了许多专门保障家庭照料者权益的社会组织，如美国家庭照料者协会，在提高照料者自我照料和提升健康意识、解决照料者实际困难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陈丽平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