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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别了，加藤嘉一

　　1984年出生的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在中国生活了9年，并在这里开启了他的人生事业，如今他虽要远赴美国，但他说，“我最担心的，是被中国封杀，那我的命运就结束了，是吧？”

　　本刊记者/刘炎迅

　　7月26日这天的北京，阴沉沉的，闷热，随时可能从厚实的乌云里落下的雨水，就像阁楼上的第二只靴子，让人有种焦虑的期待。

　　此时，加藤嘉一坐在东三环建外SOHO的某处咖啡馆里，隔着玻璃窗望着北京。这个1984年出生的日本青年，在北京住了9年，即将在8月6日离开，去美国哈佛大学做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如果不是5月20日在南京先锋书店里的“失言”风波，他在中国的生活可谓“完美”谢幕，当时，他正忙碌着中国的校园巡回演讲，并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结局：最后一场演讲结束后，在公众面前大哭一场，以示告别。

　　但风波“偶然”而起，就像一场让人猝不及防的大雨，麻烦因而产生，甘肃省教育厅发出公告，拒绝他即将前往甘肃的高校演讲，他于是提前打道回府。

　　“我更愿意他们说我是忍者”

　　“有人觉得你是个人精，你对此反感吗？”面对《中国新闻周刊》提问，加藤一愣：“人精？”他似乎不太熟悉这个汉语词汇。

　　听过解释，他笑着说：“我更愿意他们说我是忍者。”他随手从单肩包里拿出一本小书：《武士道》，“忍者就是武士道者。”这是他喜欢的书，作者是新渡户稻造，加藤强调似地补充：“就是5000日元上头像的那个人。”

　　这本书里阐释了武士道精神：武士、正义、道德，还包括忍耐，宽容。

　　7月24日，他阔别两月后重回北京，写下《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一文，“忍耐，忍耐，忍耐。”

　　那时是5月，20日在南京先锋书店演讲完，加藤继续全国巡讲，照计划，他将从内蒙古经北京，然后去青海民族大学，接下来是甘肃农业大学，最后一站是西安翻译学院。可刚到青海民族大学，就有人告诉他，有人在网上骂你了，还在微博里@了甘肃省教育厅，你的校园行要受阻了。

　　听到这话时，他正在这个高海拔地区参观寺庙，四周很静，有些缺氧。甘肃农业大学随后果真与这次演讲的主办方联系，说要先看演讲稿，再后来干脆发了声明，活动取消。

　　离他计划中的最后一站西安如此接近，但他却无法作这场主题为《最后的一课》的演讲，他本打算脱稿讲讲过去这9年岁月，“我一定会哭的，我这个人很容易哭。”

　　但风波平地起，他最后一哭的机会没了，那天他很失落。他独自在酒店里，第一反应是，“会不会给日中关系添麻烦？”

　　在自传《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里他曾说，每次出门，母亲都会关照，“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是大和民族的行为模式，一切都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为原则，所以很压抑。

　　“我的压抑，唯一的出口就是跑步，你看我现在这个心路历程，言行不能太随便了。现在只能跑步。”

　　在华9年，加藤常活动于中日两国的不同企业和机构之间，受了不少夹板气。不过，如今回顾时他反而有些欣慰：“我不希望成为一个没有争议的人。我希望我的人生是特别好看的故事。这样来想，这次南京的事儿也不算什么。”

　　两个多月间，他也有所反思，武士道里有一个词儿叫克己，“但那次在南京，没克好”。

　　引发这次风波的是一个随意的问题：“如何地找到历史的真相？”他便随手举了南京大屠杀的例子：“当年在南京所发生的事情我始终不明白。每个人说得不一样，每个历史学家说得不一样。我也不明白，什么叫真相。”

　　如今他想，如果换个例子，比如说，二战期间日本对外发动战争，到底是谁的责任？有人说是天皇，也有人说日本的文化特性，战争结束60多年后，这个问题还在讨论，什么叫历史真相？结论依然无法轻易得出。

　　这起风波后，他几乎停止了一切中文写作，回到日本“给自己放个假”。

　　重回中国后，他没有选择平静地离开，而是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

　　“伊豆是我人生的起点，北京是我成长的起点；日本是我身份的归宿，中国是我命运的源头。我跟中国命运共同，如果中国贬值我也一块儿贬值，你看我现在到美国，到日本，到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伦敦，他们要听什么？他们要我说是我什么？他们要听的并不是3.11地震之后的日本，而是今天的中国。”

　　“最困难的时候，我很信任的一位中国老师劝我，‘嘉一，你暂时什么也别做，从公众眼里消失一段时间，这对你来说是有必要的。忍耐一下，你会成为更有力量的人。’”

　　“肯定会有很多人感到厌烦。”加藤说，“但如果读者认真地读，可以感觉到，我甚至比很多中国人还爱中国，而且这种爱，我是用行动来表达的。”

　　即便去了美国，他的研究还是与中国有关，“我最担心的，是被中国封杀，那我的命运就结束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