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贡院碑

　　□记者 朱金中 实习生 姚晨雨 文图

　　引子

　　在河南大学老校区主干道东侧，有两通石碑立于亭中，人们习惯称之为贡院碑。其中一通为《改建河南贡院碑》，立于公元1732年，为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所撰写；另一通为《重修河南贡院碑记》，立于公元1844年，撰写碑文的是时任河南巡抚牛鉴。两碑翔实地记述了河南贡院迁址、兴建、扩建、重修的史实。

　　河大校址，于清雍正年间始，延续到清末，为河南贡院所在地。所谓贡院，是国家考试各地贡举人才的场院。那两通贡院碑，是中国科考制度的见证。

　　八国联军入侵，京城沦陷，以往承办乡试和会试的主考场顺天贡院（也称北京贡院）残破不堪。1901年11月4日，慈禧和光绪在开封下旨：“明年会试，着展至癸卯举行；顺天乡试，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着于十月举行；次年会试，仍就河南贡院办理。”

　　由于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所以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的最后两次会试均移师开封举办。

　　这两次考试有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考题废除了八股文，以策论为主。

　　八股取士，牢笼人才，这是很多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八股比策论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经史功底，即便在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在谈笑时，也认为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

　　据说有次蒋梦麟和陈独秀聊天，互相一交谈，两人都做过前清秀才。陈独秀问蒋梦麟，你是什么秀才。蒋梦麟答曰：策论秀才。陈独秀自豪地说：我考的是八股秀才。蒋梦麟顿时肃然起敬。

　　近些年大刮“国学风”，一些人呼吁“国学要从娃娃抓起”，从小要念《论语》云云。国学复兴，是否必须此道，我不敢乱言，但搁在一百多年前，有志之士鼓与呼的，恰恰是罢旧学、学新学。在他们看来，只有新学才能救中国。

　　庚子之变，山河破碎。面对如此局面，从最高层的慈禧、光绪到底层的文人，都意识到念“子曰诗云”抵抗不了外敌入侵。如何富国强兵，首先得从教育开始。

　　科举制度的告别演出，是以策论而结束的。

　　究其缘由，是因为国内保守势力依然强大，废除科举无法一蹴而就，只能先采取“不废科举、但废八股”的办法，同时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恢复经济特科的“双轨制”来取代科举制度。

　　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就是挪动一张桌子也需要流血的，废除科举自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重修顺天贡院实难完成】

　　科举制度的最后两次会试移师开封，是慈禧在回銮期间亲自拍板定下的。为何如此呢？

　　分析各方因素，移师开封大致有如下考虑：顺天贡院被毁；《辛丑条约》规定闹义和团的五省四十六个府州县停止科举考试五年；河南贡院规模大、条件好，具备举办会试的条件；开封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慈禧回銮时，河南官员高质量的迎来送往深得慈禧欢心……

　　当时清政府实在没有能力重修顺天贡院，也是一个很现实的原因。顺天贡院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考场，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善，河南贡院无法与之相比。据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记载：顺天贡院1574年3月开工重建，至第二年9月基本竣工。这一次的重修只是基本奠定了顺天贡院的格局——拥有号舍六千间——清代增至万间以上。如按张居正记载的重修时间表分析，重修顺天贡院至少需要一年半的时间，而慈禧决定会试移师开封时，距离1903年会试仅有近一年半时间，距离也要“借闱”开封举办的1902年顺天乡试，只有十个月时间。

　　也许时间并非最紧要的问题，最让慈禧头疼的是经费问题。明清两代，顺天贡院的修建和维修费用并非完全由中央政府全部负责，而是工部负责六成，直隶地方政府负责四成。其中直隶省的费用由附近数县分摊。这种分摊制在政局稳定时没有问题，但“庚子之变”，工部办公机构被八国联军焚毁，官员逃散，京师附近诸县也是废墟一片。回銮之后，百废待兴，用钱之处甚多——还得先紧着赔款——要在短时间内筹措到重修顺天贡院的经费，是不现实的。

　　另外，朝中不少大臣反对重修顺天贡院，理由很牵强，但搁在那个年头听上去“掷地有声”：修贡院而亡国。1901年，礼部会同工部、户部官员在西安时就开始商量重修贡院的事，但朝野顿时传出一种声音，说大明王朝因修了贡院而亡国（指万历年的重修，后世均认可“明实亡于万历”这一说法），非常不吉利。

　　结合当时庚子年动乱不断、中央政府风雨飘摇的非常背景，恐怕包括慈禧在内的很多人都对“修贡院而亡国”有一种契合之感。

　　在当时中央政府尚未“还都”、财政吃紧、各部门尚未归位的状况下，清廷实在没有能力去重修当时的顺天贡院，只能“借闱”河南贡院，将国家的抡才大典移师开封，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

　　【“借闱”河南暗示科举将废】

　　除了缺乏财政基础，慈禧对重修顺天贡院也没有太大热情，甚至根本不愿意重修，因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选择摆在她面前：是否要终结科举制度。

　　饱受“西狩”之苦的慈禧在回銮前后终于有了反思。“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

　　“预约变法”类似于戊戌年的“定国是诏”，是清末新政的纲领性文件，明令“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职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教、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己见”。

　　作为对“预约变法”的回应，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这一年的五月、六月先后联衔上了三个奏折，史称“江楚会奏三疏”。“江楚会奏三疏”是地方洋务派官员对中央政府此次改革提出的总体方案。史学界一般将“预约变法”和“江楚会奏三疏”的遥相呼应称为“清末新政”的序幕。

　　在“江楚会奏三疏”中，第一疏就是论育才兴学，请求朝廷以教育制度改革为先行，提出了“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诸多内容。

　　对于经历过戊戌变法的慈禧来说，变法以观念先行的道理还是懂的，观念先行，风气先行，就得开办新学、放弃旧学，而倡新学、罢旧学，矛盾的集中点就在于科举制度。

　　此后，两广总督陶模、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各地督抚都纷纷上奏，请求朝廷废科举、倡新学，而慈禧在回銮期间，也多次下诏，令“政务处奏请饬各省速办学堂等语，建学储才，实为当今急务。查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其教规程课，参酌中西，而谆谆于明伦理循理法，尤得成德达材、本末兼赅之道。着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云云”。

　　倡新学好办，但废科举，该如何进行？这是慈禧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问题。

　　后人论史，觉得凡是腐朽的、阻碍进步的东西，恨不能秋风扫落叶一样一举除之而后快，但在1901年那个时代，旧势力、旧思想的阻挠是非常强大的，即使在后来袁世凯、张之洞联衔提出“十年为期递减科举”，也遭到了朝野狂热反对。

　　权衡再三，慈禧采取了折中办法，不废科举，但废八股。但科举迟早要废，废了科举，那举办科举的顺天贡院就没有重建的必要了。在当时新学与旧学的交锋中，任何一点维护科举旧学的举动都会给守旧势力一个错误的信号：贡院既然要重建，那旧学就不会废。因此，慈禧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反正贡院没法重建，就干脆不提重建的事儿，将考试移师开封。

　　废举之间，可一窥慈禧政治手段之娴熟老辣。

　　从此后事态的发展来看，罢旧学、废科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慈禧的“借闱”河南已经发出了强烈信号：科举要废。

　　科举在河南贡院的最后一站，无疑是千年科举制度的终结篇，开封记载见证了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幕：1905年9月，清廷颁布诏书：“著即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在开封的30多天里，慈禧对于河南的“盛情款待”，予以很大“回报”。除了让顺天乡试及会试改在河南贡院之外，给河南的“红利”还有三个方面：其一，之后数年，中央政府和河南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开封的投入，铁路、邮政、实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二是在开封创办河南大学堂，以开封游击衙署为校舍，每年由政府划拨经费白银3万两——这为河南乃至全国都培养了很多人才，近代河南的不少学者都出自河南大学堂，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三是撤河东总督，原掌管黄河有关权力归并河南巡抚。清代乾隆后，河道总督后分为南河总督与河东总督。南河总督管辖江苏、安徽等地黄河、淮河、运河防治工作，河东管辖河南、山东等地黄河、运河防治工作。此举等于将黄河下游的河务划归河南巡抚，无形中扩大了河南巡抚的权力，对于河南地区来说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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