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8月7日，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5·10”昭通市巧家县爆炸案已经成功告破。

　　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被警方认定有重大作案嫌疑的赵登用，竟是受害者。两位犯罪嫌疑人邓德勇、宋朝玉，系案发地村民，因对被征收土地和房屋补偿不满，企图实施爆炸以制造社会影响。5月10日上午，他们从劳务市场以100元雇佣了赵登用，指使其背上装有爆炸装置的深色双肩包，进入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然后用手机引爆，造成4人死亡、16人受伤。

　　同为罹难者，赵登用更为可怜而可悲。他不仅被害，还沦为了害人的武器：所谓人肉炸弹，对我们而言，曾经只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爆破于虚幻的影视剧与遥远的乱世；而今，它却借赵登用的肉身，轰然炸响在我们身侧，新闻纸和电脑屏幕都感到了余震。

　　此后，赵登用还一度被警方误判为犯罪嫌疑人，被视为惨案元凶，三个月后，警方才还他清白，其间他背负了多少罪名和骂名呢？

　　现在他可以瞑目了吗？“针对巧家县公安局在前期案情尚未彻底查清的情况下，在通报中因表述不严谨、不确切而给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带来的误导和影响，昭通市公安局向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表示诚恳道歉。”

　　由警方的道歉，我们想起与此案相关的一段旧事。5月14日下午，云南昭通市巧家县委宣传部、巧家县公安局等召开了“5·10”爆炸案通报会，会上，巧家县副县长、公安局长杨朝邦言之凿凿：“我可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公安局长应对社会质疑，居然不去举证，而用前程赌咒，这不啻是对法治的反讽。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指出：“作为一个法律人，这样的话还是要少讲甚至不讲为好。现在是法治社会，证明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犯罪是要靠证据来说话的。试问，名义和前程能当做证据来用吗？”

　　如今我们需要追问杨局长，赵登用已经被证实不是爆炸案的嫌疑人，反倒是受害者，您用以担保的前程，是否该有一个说法？

　　这并非要和杨局长过不去，督促他辞职，而是提醒他，身为一介公安局长，任何时刻，自己的言行都不能逾越法律的方圆。杨局长这里的赌咒发誓，玩起了小孩子把戏，法律人的体统，破碎一地。

　　我们谈论的主题，是当地政府如何重建公信力，这必须追本溯源，考究当地政府的公信力怎样被败坏、流失。杨局长的言行正是鲜明一例。他用前程替代证据，敷衍公众质疑，事实上已损害了政府形象。事后，假如他贪恋权位，无意去职，显然违背了通报会上的庄重承诺；纵然他主动请辞，则不免视权力交接如儿戏，而被讥为轻率。无论哪种结局，政府的公信力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在爆炸案中，赵登用的家属曾提出四点疑问，从爆破术的运用到双肩包的出处，警方并不能释疑，依法理，则当疑罪从无，他们却断然认定赵登用就是犯罪嫌疑人。

　　回头看昭通市公安局的道歉，这自然是地方政府重建公信力所迈出的第一步——殊不见有些地方，甚至索性破罐子破摔，连道歉都省去了呢。我们肯定这一步的同时，更需要强调：犯错要道歉，许多错误，原本不必去犯，正如导致公信力流失的缺口，原本不必出现。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