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时言平

　　近日，厦门大学一名女博士随校方赴福建原国家级贫困县政和县调研时，在微博抱怨吃得不好，过得憋屈，并要求当地统战部配个好车送他们，并表示“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22版）

　　对厦大这名女博士的微博“吐槽”，网友直斥：这样的抱怨，到底骄傲了谁，又羞辱了谁？甚至共青团南平市委也在官博中质疑：很难想象这将或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虽然女博士对自己的“不当言论”表示了歉意，但她的抱怨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大的风波，恐怕不仅仅是“不成熟”导致的错误。且不说博士这个知识精英的身份，就是普通人也不该如此矫情和势利。毕竟，这是到基层调研，不是去度假消费，当地政府花费人力物力接待，感恩才是人之常情，怎能有如此有失礼教的抱怨和要求。

　　学历上的知识精英，为何在傲慢与偏见中变得如此庸俗？这恐怕要从价值观成长的土壤上去求解。功利的环境土壤，只会培育出索取型的动物。对于这种价值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才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给他们怎样的优越，全无公共悲悯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他们身上，你总能看到自我感觉良好的虚无优越，当这种优越未能在现实中体现，难免愤怒和抱怨。

　　而之所以养成这种自私和自负的习性，跟教育的封闭又有着必然的联系。当下的教育，离社会越来越远，人才的培养，亦逐渐沦为流水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殊不知，一个完整人格的塑造，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这位对基层充满傲慢和偏见的厦大女博士，据说也是出身寒门，可在这种与社会、生活脱节的教育环境下，她甚至忘记了过去。这，无疑是可悲的。

　　天然且虚无的优越感，加之与社会的脱节，女博士又怎能体味世间的人情冷暖？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大学校园里，又怎会体谅基层条件简陋？这样的人才，依靠着封闭教育环境的庇护，只会想象生活，并不参与社会和体味生活。“智商高，情商低”，这恐怕是对女博士及其同类们最贴切的概括。

　　当然，公众不必过度去追究和谴责这名女博士的言行，某种意义而言，她也是受害者。面对这种傲慢与偏见的情感冲击，与其去批判个体，不如反思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机制。无论是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应该扪心自问：社会要培养的，只是高智商的冰冷机器吗？文明的进步，需要知识，但前提是这些知识的承载者首先是个懂礼仪、有情怀、有责任的公民。

　　女博士有选择“死不下基层”的自由，但尊重和体谅别人，却是最起码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