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尘

　　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个关于“数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著名论点，其大意是：将整个社会资源整合进一个数字化的记录系统，实现社会资源在如实计算基础上的自由流动和交换，从而推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这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也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而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实现从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传统农业社会向能在数目上管理的现代商业社会转变。

　　黄先生的观点虽然争议很大，但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世以来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随着社会开放性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日趋巨型复杂，社会管理的精细化要求越来越高。对社会事务进行“数目字管理”，就是社会管理精细化的必然结果。

　　这一社会发展趋势在人类知识领域的反映，就是以定量分析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先后在18、19世纪的勃兴，及其取代了传统的以定性分析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学的中心地位。直到20世纪中期，政治学吸收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以后，政治学的知识地位才有所恢复（参见谢尔登·S·沃林 《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管理体制的不断调整，以“数目字管理”为标志的精细化管理在我国的经济社会领域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是，作为自由的存在物，人类的特性决定了，一切关于人的事物都必然不是确定不变、精确无误的。将精确的“数目字管理”施加到人类身上，虽然非常必要，但也绝不是没有限度。否则，过犹不及，“数目字管理”的作用很可能被扭曲，成为人类改进自我管理、追求更美好生活的不必要桎梏。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人类社会出现过按百分比确定应被严厉镇压的人数的荒唐事；今天，扭曲的“数目字管理”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并不鲜见，近日媒体上的几条信息就是明证：

　　某省公安厅在7月28日召开的全省公安机关电视电话会上宣布，今年上半年，全省因交通事故造成死亡864人，同比下降12.99%；受伤2755人，同比下降23.98%。

　　某市公安局在7月16日召开的深化静态交通民生警务工作会议上宣布，截至7月15日，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24.2%，同比少死亡103人，一次死亡3人的道路交通事故下降57%，交通事故“零死亡”天数累计达到46天，各项数据已经全面达到并超过2011年水平。

　　8月3日，学者杨宜勇发布其与他人合撰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报告，其中称，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即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比2005年的46%提高了整整16个百分点。

　　就前两条信息而言，虽然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公布的数据有假，死亡人数的下降相信也是事实，但这种有关死亡人数下降的数据公布，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显然官方是把死亡人数下降当作一项政绩来宣传。生命无价，考虑到生命的消亡总归是令人悲痛的事情，这样的数据公布，明显缺少人性的考量和道德的情怀，不能不说是对“数目字管理”的某种扭曲，其用意和正面效应都颇堪质疑。

　　至于第三条信息，用几个粗略的数据对内涵丰富的中华民族最大的理想目标进行刻度，其荒谬之处更是不言而喻。民族复兴不仅应包含该报告所列举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国际影响等标志国家硬实力的内容，还应包括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权利、自由、幸福和尊严，而后者绝不是用数字能够简单标志的。像这样的报告，即使直接斥之为玩数字游戏，我看也并不为过。

　　类似的扭曲还有很多。比如对官员的政绩考核，最为有效也是最为简便的方法其实是让被考核者的真正主人，也就是被考核者的直接服务对象，负责对被考核者进行考核，但是某些地方政府却不思致力于此，而是舍近求远，乞灵于种种设计复杂、操作成本高昂且难以保证相应奖惩能够真正得到落实的数字化“指标体系”。

　　由此导致的直接恶果是经济统计数据造假。比如，每当公布GDP数据时公众都不难发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自己统计的GDP数据加总后经常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数据，难怪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经常对我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持怀疑态度。“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就是对这类现象的准确描绘；“不做假账”，则是有良知的管理者对这类现象的批判和要求。

　　因此，当前我们推进“数目字管理”，关键是要对之有个正确的认识，既积极发挥其作用，促进经济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又充分考虑其局限性，不肆意夸大其效用，不陷入数字主义、繁琐主义的泥沼，更不能玩数字游戏，搞数字注水。同时还要时刻注意数字背后的道义考量，不能完全用对待物的方式对待人，一味简单地将冷冰冰的数字往活生生的人的头上一套了之。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