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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不到抽签表,数万失望股民包围市政府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8月10日05:39  晶报 微博

   810股疯

   亲历篇

   数万人将市政府围个水泄不通,汽车燃起熊熊大火,警察施放的催泪弹在人群中炸响……20年前的8月10日夜里,深圳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官方表述之为“8·10”事件,而民间则将这起因新股发行引发的风波叫做“8·10股疯”。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新股发行还处于摸索阶段。在沪深两地,出现了一种新事物——“新股认购抽签表”,股民通过购买抽签表,可以获得申购新股的权利。

   1992年8月6日,深圳市有关部门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此前股市的大涨,已激发出全民炒股热,中新股,发横财,成为无数股民的梦想。于是全国百万人排山倒海般汇聚深圳,抢购500万张抽签表。因为政府决策和判断失误,更因为抽签表发放过程中工作人员大量营私舞弊,希望落空愤怒之极的股民上街,围堵深圳市政府,围观者多时达两三万人。随着事态恶化,少数人砸车烧车,打伤公安武警人员。为驱散人群,公安动用了催泪弹和水炮。事件迅速演变成震惊海内外的“8·10”事件。

   那是中国股市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所幸当时深圳市主要领导敢于担当,当机立断,迅速出招化解危机,“8·10”事件很快得到平息。

   一件政府自认为是“为群众发福利”的好事,最后演变成社会骚乱。原因到底在哪里?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东西?今天的我们,特别是政府决策者和各执行部门,能从“8·10”事件中汲取哪些教训,得到什么启示?

   20年后,我们重访当年的亲历者,拼起“8·10”事件前前后后的一幕幕。他们有普通的股民、发售点的工作人员,还有高层的决策者。对“8·10”事件他们记忆犹新,宛若发生在昨天……

   股的经验,查韬和他的几个朋友决定,还是在发售前一天晚上开始排队。于是,1992年8月8日傍晚6点多,查韬来到红岭大厦的发售点。他一看就惊呆了:深南中路、红岭路的几个发售点,全都人山人海,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流互相拥挤、层叠,“那一刻,我感到人就像被串起来的‘羊肉串’一样。”查韬说,他清楚地记得,1991年11月他申购当年新股的时候,申购点前排的队伍最多不过200米长。

   孙爱民那一年刚刚从中专毕业到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跟厂里老乡借到10个身份证前往排队的时候已经是8月8日下午。估摸着特区内人多,孙爱民决定去特区外的网点排队。可当他来到销售点的时候,发现人群已经像长龙一样绕了几个弯。孙爱民更坚定了自己排队购买抽签表的决心,因为越是紧俏的东西,排队买的人越多。

   为了能够买到抽签表,排队的人们绞尽脑汁。有大量身份证的股民,就雇民工排队。深圳广电集团海外中心编导、时任深圳电视台广告部编导周展,从8月8日起就开始在深圳多个发售点穿梭,与排队的人们聊天,并用相机记录下了那震撼人心的一幕幕。“在罗湖区爱国路的发售点,队伍已经排得老长老长了,但是有一个老太太悠哉悠哉地坐在队伍旁边的树阴里,神情轻松地看着排队的人潮。”周展说,他一问才知这个老太太是当地村里人,她指着自己身边的队伍,用广东话告诉他,“这20多个人都是我花钱雇来排队的。”十足的底气溢于言表。

   8月的深圳,酷热难当、暴雨烈日交织。120万股民将这几种天气都一一体验。队伍越来越长,为防止有人插队,排队的人一个贴着一个,无论男女。深圳白天的气温大概有35℃,每个人都被汗水浸泡得湿漉漉的。然而,人们无惧高温,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挤出队伍,白忙活一场。“那时候,人的性别差异几乎都已经泯灭了,男的女的都像羊肉串一样紧紧地串在一块,没有人顾得上不好意思。”周展回忆说。

   人群中散发着浓重的汗馊味,有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吴卫军前面老乡的深色T恤已经结出白色的盐花。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但是一提到新股,大家仍旧兴致勃勃,更没有人中途离开。“架都架不走啊!我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在晶都酒店发售点前排队。”周展对晶报记者说,“现场维持秩序的保安和武警看她年纪太大了,怕闹出人命来,就劝她离开。老太太说,不行啊,我是替儿子排队的,要是走了没法向儿子交代啊!”劝不走,保安就强行把这位老太太带离现场。可是没过多久,老太太又悄悄地回来了,重新加入队伍当中。

   8月9日那天,陈挺原本轮到休息,但是这位敬业的营业部副经理,还是主动回来加班,“在晶都酒店的有色证券营业部发售点外,挤满了排队的股民。我们营业部那时刚刚换了一个新的铁门,却也被股民挤得变了形。我出示工作证,费尽力气才从人群中挤了进去。进入营业部之后,发现自己西裤的裤管都已经湿透,上面全是股民的汗渍。”

   王青(化名),1992年8月是特发证券的一名营业员。他记得,8月9日清晨,运钞车把抽签表送到营业部。银行、工商、公证处等部门组成的督查巡视组,站在营业部内“监督”。而营业部网点外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神,让他终身难忘。

   抗议股民包围市政府

   8月9日上午8时,遍布深圳市城乡的300个网点开始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有的网点到早上9点就宣布,所有的抽签表已经售罄。“我排队的网点,刚刚开门10多分钟,里面的工作人员就说,申请表已经卖光了。”查韬说。市政府原本宣布,申请表发售时间是8月9日和10日两天,岂有10多分钟就卖完的道理?“实际上,我们前一晚排队的时候,就不断有保安放出话来,说里面的申请表关系户都不够分,早就没了。”查韬回忆说。

   在吴卫军排队的南山大道上的中国银行网点,销售刚开始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把拉闸门一拉,宣布抽签表已经全部销售完毕。“我当时就傻了。”吴卫军说队伍中的人们立刻就混乱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一起上啊!”我就被后面潮水一样的人群直接推到了网点前面,拉闸门已经被扑上去的人群直接拽了下来……”

   此时,在晶都酒店发售点,周展又看到了那位替儿子排队的70多岁的老太太,“当时队伍已经骚乱起来,老太太年老体弱,很快被挤到地上,头部卡在队伍旁边的铁栅栏里出不来了。”周展说,眼看老太太就要被踩死或憋死,幸亏现场安保人员将她拉了出来,并再次带离现场。

   王青后来问了另外九家证券公司的同行,发现大致都是如此,均是开售不久就宣布销售完毕。“前来监管的人士也不吱声,各位按照级别不同,多多少少都分到了一些认购证,我那时拿到了100张,大部分都按照原价转给了朋友。” 近水楼台的陈挺,也买到了几张认购证,“我那时的每月工资300多元,没钱去申购新股,所以把认购证都原价转给了老同学。有的股民买到认购证,当场就以好几倍的价格转手出让。”

   天空中一边出着太阳,一边下着雨。陈挺所在有色金属证券发售点在8月9日上午,对外宣布认购证已经发售完毕之后,营业部外排队的人群就开始怒吼。“我明显感到整座大楼都在晃动。”陈挺回忆说。在混乱的现场立刻就有人以300元/张的价格转让抽签表。这个消息让现场排队的人们更加怒不可遏。

   吴卫军说,自己当时就算了下,全市一共500万张抽签表,每人购买10张,300个网点平均下来每个网点有超过1600人可以买到抽签表。但是,在南山大道中国银行的网点最多也就100多人买到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很多排队的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郁闷、愤怒、疲惫、无助,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吴卫军说自己当时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后来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调查的报告表示:8月9日,由于组织工作不严密,监管不力,许多网点秩序混乱,发售工作断断续续。一些网点内部出现走后门买表的舞弊现象;网点执勤人员有的以维持秩序为名安插亲友排队买表,有的打乱原来的队伍,让自己的亲友排在前面,有的甚至公开打人骂人。

   8月10日下午,一个老乡告诉吴卫军,收表截止时间推迟到11日,市政府已经聚集了一群静坐的人。他立刻觉得自己受骗的感觉得到了印证,他推测很多抽签表没有公开销售,被截留后高价转让。推迟收表时间目的就是给那些舞弊者提供充足的时间转让抽签表。

   怀揣发财梦想的股民,没有想到新股认购抽签表在短时间内就销售一空。许多人开始感到极度不满。这个消息犹如一个火种,一下子点燃了股民们的怒火。他们开始涌向市政府要讨一个说法。而深圳的秩序也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混乱起来。当晚,几千股民打着“坚决反对作弊”、“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的横幅高喊着,从四面八方向市政府聚集。中国第一代股评家黎东明也在现场,他当时是一名负责股市动态分析的媒体记者。有股民问他:“你是不是政府官员啊?” 黎东明说是记者。有人说:“我亲戚朋友几十口人,凑了钱来买抽签表,现在买不到,现在不能走啊!”还有一个江西来的股民说:“家里老母猪卖了的钱来买股票,现在抽签表买不到,我也不好意思回去。” 围在市政府周围的人群越来越多,到晚上8点,多达数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进一步发展,深南路被阻塞,执勤干警被攻击,汽车、摩托车被暴力损坏甚至烧毁。晚上9点28分,公安防暴队不得不动用催泪弹和水炮驱散人群。“8·10事件”在此达到顶点……

   “寅吃卯粮”的应急之策

   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市政府的讨论者一时没有统一的对策。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大家有什么好的措施?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提议把明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寅吃卯粮,把明年的额度挪用到今年。”

   要不要向上面请示批准?李灏用“千钧一发,分秒必争”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他说:“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个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

   晚上11点,深圳市政府紧急出台了5项措施,来平息这个事件。第一条就是惩治腐败,打击营私舞弊。第二条更加重要,增发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不变。禹国刚说,当时的深圳所有媒体,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传递出去,告诉股民我们“寅吃卯粮”,再增发500万张抽签表。它的作用太大了,因为股民们第二天又可以去申请认购表了。愤怒的人群终于开始平息了,心里还怀揣着发财的梦想,游行队伍从市政府前缓缓散去,人们争先恐后赶往各银行网点排队,不分昼夜。

   当晚李灏组织召开全市局级以上干部会议,痛斥发售抽签表过程中的腐败行为,下令坚决查处。

   当晚发生的紧急情况也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次日凌晨,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打来电话。李灏汇报说,动用了明年新股发行的额度,加印500万张抽签表,事情已经平息。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李灏说,他十分感激李鹏总理,在关键时刻支持他。

   那些爬向发售窗口的女人

   8月8日开始排队,在3天之内不眠不休,经历了烈日的暴晒、暴雨的冲洗、被愚弄的愤怒,聚集在深圳300个发售点门前的人们在8月11日清晨来临的时候,已经极度疲倦,但是,不买到抽签表(兑换券),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正如当年的流行语,他们要讨个说法。

   这天上午,吴卫军和表弟如愿买到了抽签表的兑换券,后来成功抽签申购到500股新股。他送给表弟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又请亿力达电子厂的老乡们吃了一顿饭。

   “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站不住了。”周展回忆说,在晶都酒店发售点,几乎所有人都是跪着、爬着向窗口前进。“因为头天晚上到当天凌晨发生了骚乱,在发售点窗口前也是一片混乱,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不时挥动着警棍,很多人几乎整晚都在跪着、蹲着。”周展说,“到11日上午,大家都没力气站起来,于是都是爬过去的。”他记得有4个来自安徽的女人,爬到窗口,买到兑换券之后,其中一个突然大叫:“哎呀,我的腿呢!”原来,长时间的劳累与跪趴,让她的下半身失去了知觉,半天无法站立起来。“虽然这样,但她还是兴高采烈,我问她,这样值不值,她说,当然值了。”让周展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女人把买到的兑换券挥了挥,带着悲壮的语气对他说:“知道吗?这是钱啊!”

   时隔20年,周展依然清晰地记得,8月11日兑换券发售完之后,在晶都酒店发售窗口前,烂泥地里的一条血线,延绵数百米,那些鲜血都是排队的人们膝盖磨出来的;旁边,则是在排队与骚乱中从人们脚下散落,堆积成山的凉鞋、拖鞋……

   禹国刚,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在他看来,“8·10事件”应该追溯到1991年新股的发行,“当时,我是极力主张用身份证、抽签表这种方式来发行1991年的这个股票”。

   当时在有色金属证券发售点内的一位工作人员陈挺(化名)也参与了1991年的新股发行。1991年的“新股认证抽签表”每张面值1元,每人可以无限量购买,但是不承诺能抽中新股。深圳证券行业资深操盘手查韬,正是从1991年那次新股认购开始踏足股市的。那年11月10日,开始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11月9日晚上,查韬在红岭大厦一楼的申购点排队。用5张身份证领到了5张申请表,后来有一张中签,买了2000股深康佳原始股,发行价3.9元。“过了几个月后抛出,每股净赚20多元”,这成了查韬的“第一桶金”。那一年,像查韬这样赚到了钱的不在少数。这也使得“买股就买原始股,买到原始股就能致富”的理念深入人心。

   1992年5月,乘着小平南巡的春风,沪深股票市场走出了一轮气势磅礴的牛市行情,其中深圳股市涨幅超过2倍。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深大的厨师,几个月炒股赚了大约500万。”陈挺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股市能令人一夜暴富。

   新股上市方案之争

   为解决突然炽热的股票供需关系,1992年3月,深圳市开始酝酿又一次新股发行方案。6月8日,深圳人行主办的《金融早报》刊登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计的问卷调查。问卷设计四种方案供群众选择:一,预交款;二,单位组织认购;三,购新股认购单抽签认购;四,依旧采取1991年发售认购抽签表方式。投票结果显示,多数受调查者钟情于第四种方案。

   7月5日,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几种方案和多数人的意见一并报市政府审定。7月14日,时任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批示:“同意今年用买票(表)抽签的办法,明年向预交款和专项储蓄相结合的办法过渡。为避免炒表,票价可提高到百元一张。收入分配:银行管理费、成本1元,其余收入集中建一个科技博物馆,其中附设儿童科技图书馆,能为市民办成一件像样的实事。普及科技知识,对提高人的素质极其重要。收入使用,不要洒花露水,到处给一点,使用效果不好。”

   根据这一决策,7月17日、8月5日,时任主管副市长张鸿义又先后两次主持召开证券市场领导小组会议,最后确定了具体方案:发售新股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买10张抽签表,每张收费100元,每张中签表可买1000股股票,未中签的还可以参加可转换股票债券的抽签。8月6日晚7时,深圳人行、工商局、公安局、监察局据此通过媒体联合发布《公告》(电视媒体播发,报纸次日见报),宣布8月9日至10日在全市303个银行网点(实际为300个)发售抽签表。

   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都得到股票的实惠,而不是使股票只成为富人的游戏,当时的决策者出于这样的考虑,延用1991年公开抽签发行股票的办法。但是经过1992年以来股票的暴涨,买股票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发财之路。在人们对股票高涨的热情面前,政府后来发现有些估计不足。

   120万股民汇聚深圳

   “那时候的深圳,到处都是谈论股票的人。”回忆起1992年8月,46岁的吴卫军说,“一切就像在昨天,几乎记得每一个细节。”那时候的吴卫军刚到深圳参加工作,是南山区一名中学老师。知道股票能够赚钱是因为他的一个当司机的汕尾同乡,1991年光炒股票两个月就赚了几万元。作为一个潮汕人,他也希望能通过股市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事实上,从7月下旬开始,获得深圳即将发售新股的消息,全国股民就纷纷南下深圳。在抽签表发售的前几天,120万炒股大军汇集在特区内外300个发售点上。“估计除西藏外,全国各地均有人来到深圳抢购认购抽签表。”禹国刚说。从7月底开始,深圳就像一块吸引身份证的巨大磁石,全国各地身份证向深圳集结。一个当时在邮局工作的工作人员说:“那些日子寄往深圳的身份证估计有两三百万张,最多的包裹装有700张身份证。”据统计,有320万张身份证“飞”到了深圳。这些身份证几乎都是涌向深圳的股民通过各种关系借来的,有的甚至是租来的,租金20元/张,如果是直接购买,则50元/张。当时正在湖北读中学的黎勇说,一个老师借走了几个班同学的身份证寄给深圳的亲戚,结果很多同学再也没有要回来。

   从8月7日起,广州至深圳火车票由30元炒至300元,包车费用涨至3000元。深圳大小酒店、宾馆、招待所全部爆满,许多人露宿街头。深圳、东莞的许多工厂停工了,工人被老板用大货车拉来排队。

   带着草席、小板凳、水壶,8月8日中午,吴卫军和表弟、工厂老乡等来到位于南山大道上的中国银行网点。当时,人并不多,他们前面只有100多个人。他心想,9日开始发售,近20个人一起排队,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老乡们并不知道吴卫军为什么要借身份证排队。吴卫军当时想:“这也许就是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区别吧。”

   壮观而艰难的排队

   按照前一年成功申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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