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深度调查部记者 余彦君

　　 810股疯

　　 反思篇

　　 “不患寡而患不均”， 在回顾和反思“8·10”股市风波时，更能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在新股中签“巨额利益”的诱惑下，那些被掩盖在“制度”下的暗箱操作的权力腐败，制造出来的不公平激化了人们内心的不满，最终爆发大规模的抗议。

　　 “8·10”风波之后，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张鸿义在接受采访谈及这场风波时认为，“在售表过程中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成为直接导火索。”

　　 根据官方当年公布的数据，“8·10”股市风波中被各种权力“截留”的新股认购表超过10万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最终9人被处理。

　　 “8·10”风波的发生，也迅速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诞生。

　　 新股发行制度

　　 改革的妥协

　　 “8·10股市风波，除客观上的一些因素外，就我们本身而言，应当承认在选择股票的发行方式上是错误的。或者说，作为当时的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没有把自己的正确意见坚持到底，迁就了一些错误的意见。”原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王喜义在回忆“8·10”风波时说。

　　 1992年，中国蹒跚起步的股市开始快速上涨。是年，深圳决定再度发行新股，共上市11家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的发行额度为5亿元。

　　 在“8·10”风波前一年，即1991年，深圳上市的10家公司批准的股票发行额度为2亿元，当时采取先发放新股认购抽签表，再集中一次抽签，中签者交款认购股票的办法。此次新股发行，吸引了数十万人上街排队认购。

　　 尽管1991年深圳新股发行最终顺利过关，但这种动用几千人上街维持秩序的“群众运动”式的发行办法的弊端也显露无疑。新股发行制度和方式的改革迫在眉睫。

　　 “在筹备1992年新股发行时，深圳人民银行根据国际经验，博采各国所长，提出7个方案供选择，我们主张并向市政府报了预交款方案，也就是每交款5000元可领取1张抽签表，按交款单顺序号依次抽签，分批认购，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批准同意了这个方案。”王喜义说。

　　 不过，这个方案透露出去后却迎来一片反对声。

　　 一方面是股民反映这个办法“嫌贫爱富”，支持了有钱人，越有钱的，越交款多，领抽签表多，赚钱机会大；另一方面来自政府有关部门，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市政府的信访部门，似乎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要求实行抽签表认购办法。

　　 迫于民意的压力，同时又心存侥幸，深圳市政府决定仍然沿用1991年使用的“发放认购申请表的”方式，集中发放500万张认购申请表，个人凭身份证领表，每张表收费100元，用于深圳的相关工程建设，并规定一人可凭10张身份证领取10张抽签表，对特区外年满18岁的公民一视同仁，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申请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票。

　　 权力腐败成为

　　 “8·10”风波导火索

　　 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将股价的涨跌幅放开，当天上证指数疯涨105%，几天下来，沪市面值100元的“豫园商场”已涨到10009元。炒股“一夜暴富”的神话令人疯狂。

　　 深圳的新股发行办法，又加剧了股票的诱惑力，有的股民看到一张申请表交100元，说明买新股物有所值。而一人可带10张身份证领10张申请表，只要能排队领到抽签表，便可百分之百中签。根据当时的行情，市场预计只要中签，股价可以翻10倍。

　　 实际上，对股市的廉政问题，深圳一直严加防范。

　　 1990年10月26日，市政府规定，今后发行新股和扩股，党政机关干部、证券管理及从事人员都不得进行买卖。11月16日又再次命令党政机关干部、证券管理及从事人员都不得进行买卖股票，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将所持有的股票进行登记，限期卖出去。

　　 虽然政府态度坚决，但在利益驱动之下，权力的腐败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来。

　　 “主张沿用申请表抽签办法的一些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打着反映百姓意见、反映股民意见的幌子，实际上是看到这个办法留有可以走后门拿到申请表的空子，便于自己利用手上的权力，走后门取得申请表。”王喜义说。

　　 1992年6月21日，王喜义给李灏写了一封信，称这次采取了抽签表的办法，实际上是顺应了政府有关部门能有条件走后门的一些人的要求。

　　 李灏随即把这封信批给当时的主管副市长张鸿义和市委秘书长任克雷处理，但没有下文。

　　 在8月9日新股发行当天，一些权力机构利用手中职权拉关系、走后门，私吞了部分抽签表，激起排队群众的极大义愤，最终酿成“8·10”股市风波。

　　 风波过后，张鸿义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称，8·10风波是中国证券热、深圳股市不成熟和深圳市政府工作失误三者混合的产物，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工作人员在售表过程中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成为直接导火索。

　　 被私自截留抽签表

　　 超过10万张

　　 风波之后，1992年8月，深圳成立联合调查小组，9月扩成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党政干部130名。据王喜义回忆，调查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要冷处理，不要热处理；第二要先易后难，逐步展开；第三要先下后上，即先从下面查处，逐步追索到上面。

　　 经过3个多月的清查，深圳公布了调查结果：

　　 到1992年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万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

　　 其中，农行南头支行营业部、建行深建证券部和人民北路办事处3个发售点，应公开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6.5万张，但实际只公开发售3.9万多张，其余2.5万多张被私分。

　　 农业银行南头支行营业部发售点，参加发售工作的33人中有31人参与了截留私买抽签表，一位副经理与该行会计出纳部副主任提前一天，便密谋截留抽签表，将私人购表款45万元提前放入金库，于售表当天截留一箱5000张抽签表进行私分，他从中分得3250张。

　　 蛇口公安分局刑警队的一位副队长，在8月9日带领干警在人民保险公司蛇口支公司发售点维持秩序期间，利用执勤机会，从该发售点内部购买了抽签表600张，分给执勤干警和其他人员，他本人也从中购买了10张。

　　 这些公布出来的结果还只是冰山一角。

　　 王喜义称，“8·10”风波的调查，实际上是不了了之，因为最后处理了几个银行基层人员，在市里连个处级干部都没有涉及到。他透露，就在“8·10”风波爆发第二天，深圳在实施发兑换券的补救措施时，市政府机关党委的一个副书记还从招行一位副行长手中要走了50张兑换券。

　　 “8·10”风波后

　　 股市连跌5年

　　 “8·10”股市风波，是新中国开辟资本市场的第一波。

　　 经过近1个月的调查，最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通报：（时任）深圳市主管副市长张鸿义负直接责任，（时任）市长郑良玉负主要责任，（时任）市委书记李灏负领导责任。

　　 不久，郑良玉调到江西当副省长，张鸿义去了香港中国银行。

　　 “8·10”风波，暴露出的监管问题，也给市场造成沉重一击。对股市失去信心的人们先择了用脚投票，中国股市随即也步入一轮长达5年的“跌跌”不休的熊途，深圳综指最高跌幅达70%。很多人在“8·10风波”争来的“革命”成果也化为灰烬。

　　 “8·10”风波

　　 催生中国证监会

　　 不过，针对蹒跚起步的中国股市中的监管漏洞，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感到问题的紧迫性，意识到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就采取了特殊的办法，加快了研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步伐。

　　 在“8·10”股市风波之后的两个月，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副主任为刘鸿儒（兼任）、周道炯，由13个部委和最高检察院的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

　　 6年后，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与证监会合并，成为中国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