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深度调查部记者 余彦君/文、图（小图）

　　 810股疯

　　 亲历篇

　　 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深圳曾创造了无数个全国第一，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最早经营的证券交易所……都在深圳诞生。这些金色的辉煌，与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王喜义都有着密切关系，在其任内，深圳创造了中国金融业的121个国内第一。而作为当时深圳证券机构和市场的监管部门的负责人，最令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终身难忘的，还是1992年8月发生在深圳的“8·10”股市风波。“8·10股市风波是新中国股市经历的第一次风波，也是我平生以来经历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他回忆说。

　　 预定发两天的表一天发完

　　 1992年的中国金融监管，不像现在执行的分业监管。原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统管深圳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直接对人行总行负责，1992年深圳的新股发行的方案便是由该行拟定，最终方案由深圳市政府决定公布。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王喜义对“8·10”风波的始末了然于胸。

　　 据他回忆，1992年8月7日，深圳公布了新股发行的抽签表方案，决定9日和10日两天发派抽签表。 “从7日、8日开始，全国各地涌到深圳的股民在全市303个发放点排队购领抽签表。当时出现了花钱买位、雇人排队私下炒表的情况。”

　　 由于人多、天又热、各个派发点秩序混乱，当时动用了几千公安干警现场维持秩序，后来还增派了1200名武警战士支援。

　　 8月9日，开始发抽签表时，秩序很混乱，也出现维持秩序人员、包括武警打人的情况。本来预定要用两天时间派发抽签表，结果9日一天就全部发完，有的派发点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发完了。

　　 催泪弹的声浪发出巨响

　　 由于在发表过程中，出现了走后门的情况，群众意见很大，他们在酷暑下排了两天队没买到抽签表，群情激昂，要求市政府惩治腐败。

　　 8月10日，各点排队的群众因为没有拿到表格不肯离去，到傍晚时开始聚集，沿深南大道陆续向市政府集结。“我已预感到出事了，内心十分不安，把白天在街上看到的一些情况向市领导做了反映。”王喜义回忆说。

　　 8月10日晚，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请来深圳考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用餐话别，王喜义也作陪。

　　 席间，李灏和郑良玉的秘书几次进来，对他们说一些什么。“我知道，一般情况秘书在这种场合是不会进来报告情况的，从他们的神色看，我感觉到已经出事了。”他说。

　　 很快，郑良玉在席间便先行向陈慕华告辞，而李灏也在宴席结束时匆匆离开。宴席结束后，陈慕华又请王喜义到她的客厅再聊一会儿，他刚就座，就接到秘书的电话说市政府通知他马上去开会，并告知要从后门进。

　　 “市政府要我走后门，我感到事态严重，于是起身向陈慕华告辞，急忙赶往市政府。”王喜义说，这时，市政府的院子里已经坐满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前大门已被群众堵个水泄不通。为了驱散群众，放催泪弹的声浪还不停地发出巨响。

　　 王喜义从后门进入市政府，此时，李灏、郑良玉和几个先到的市委常委连三楼的会议室都没有进，就在进门右侧的传达室开会。

　　 来不及印抽签表

　　 改印兑换券

　　 “我刚坐定，李灏书记就决定说，现在只有把明年的5亿元的股票指标移到今年用，以分散群众，让群众再到各个派发点排队。”王喜义回忆称，“ 李灏要求马上出公告，出动宣传车，公布这件事，同时要求我即刻前往部署再印500万张抽签表，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派发。”

　　 不过，李灏的决定也让王喜义犯难了，因为之前印刷的500万张抽签表，从设计到印出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光印刷就七道工序，而当时距第二天早上8时还不足10个小时，怎么能够完成？李灏说，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不管怎么样，要去落实，哪怕第二天8时能印发一部分抽签表也好。

　　 王喜义离开市政府驱车直奔承担印刷抽签表的光华印刷厂，他的车一出市政府大门口，就碰上了示威者。

　　 “深南大道上一辆轿车正在燃烧，另一辆轿车也被砸趴在路上。我的车在行进中也被示威的群众投以石头和砖块。”他回忆说。

　　 王喜义对司机说：“我们的车被砸，是否因为挂了武警的车牌？因为看到前面出事的两辆车都是挂的军牌。”于是，他叫司机把车拐到一个胡同里，把军牌摘下，再重新上路，果然再没遭遇到砸车的。

　　 终于顺利到了光华印刷厂，王喜义把厂领导都召集起来，询问了情况，并交代了任务。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让光华印刷厂也十分为难，一方面是纸张不够，印那500万张抽签表，为了防假，用的是准备印特区货币的纸张，而之前调来的纸张已基本上都用了，只剩下一小部分，另一方面是原来印抽签表，按其内容要经过七道工序，现在再赶印七道工序是几个小时之内解决不了的。情急之下，经与印刷厂领导商定，王喜义提出了一个方案：

　　 一是把抽签表面积缩小，缩成原表的六分之一，这样现有的纸张可以印80万份，把其中的50万张印成兑换券，以后凭一张兑换券来兑换将来印出的10张抽签表，另外30万备用。

　　 二是减少工序，把原来的七项内容减少为三项，这样就把七道工序减去了四道，为了能在次日8时前赶印出来，王喜义还提出，工人的加班费和资金由人民银行来出。

　　 做出这个决定后，王喜义马上向市委常委开会的传达室打了电话，当时市委常委的临时会议还没有结束。郑良玉在电话中听了王喜义汇报后说，他搞过印刷，七道工序一晚上是赶不出来的，他同意王喜义的意见和安排。

　　 布置好抽签表的印刷工作后，王喜义改乘一辆工厂的旧面包车，从印刷厂往人民银行赶。此前，人民银行已通知各家金融机构的领导在行里等他部署下一阶段任务。

　　 回到行里后，各行行长、证券公司的领导均已到齐。王喜义向他们传达了市政府的决定，再发500万张抽签表，把第二年的发行指标提前到当年使用。

　　 派发兑换券坚决堵后门

　　 王喜义同这些金融机构的领导一起起草了发行兑换券再兑换抽签表的公告，公告起草完毕已经是凌晨3时。这时，他给时任深圳特区报社副总编的陈锡添打电话，请求他们能在当天7点半钟以前将公告印出来。

　　 接下来，王喜义安排证券处的同志分别到光华印刷厂和深圳特区报社，组织人手把印出来的兑换券按照300个发售点每个点应分的数量，边印边把各点的数量包装好，按先远后近次序边印边送到各派发点上。

　　 同时，安排人员到特区报把新印出来的公告在8时以前送到各派发点，并张贴出去。

　　 最后，王喜义同各行又商量怎么把50万张兑换券安全派发出去，他强调已经因为走后门出事了，这次派发兑换券一定要保证不出问题，不准发生走后门的情况，如果在哪个点上再发生走后门的情况，就处分其行长和证券公司总经理。

　　 王喜义说，经过一夜的连续奋战，终于把这台戏安全地唱完了，经过一个不眠之夜，11日8时，他又到各个点观察发放情况。总之，兑换券的派发还算顺利。

　　 一场震惊全国的股市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

　　 王喜义

　　 1962年毕业于东北财大的王喜义，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27年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下深圳，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副行长、行长，并且兼任过深圳市证券领导小组副组长，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