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主义发售方式是真正祸因

　　 晶报深度调查部记者 吴建升/文、图

　　 810股疯

　　 反思篇

　　 “20年后回顾‘8·10’事件，其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多达120万股民涌入深圳，对股票认购表的需求达5000万张，原计划发售的500万张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二是平均主义、福利主义的发售办法违背市场规律；三是营私舞弊私分认购表的行为激起民愤，引发了骚乱。”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徐景安回忆当年的情景告诉记者，“但这只是表象，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股市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从中央到地方认识不统一，争议很大，深圳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8·10’事件是改革探索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次波折。”

　　 常识问题困扰股改步伐

　　 “在今天看来，‘8·10’事件就是股票供不应求，那多搞几家公司上市不就解决了，多简单的事情？但在当年却无法行得通。”徐景安告诉记者，“当时对企业股份制改革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搞股改是需要勇气的。”

　　 首先是来自企业内部的反对。“王石找我要求万科上市，是为了摆脱上级公司的领导。”徐景安举例说，万科的上级公司是特发集团，作为直属企业，王石随时可被罢免。搞成股份公司，再上市，特发集团就是一个股东了。特发集团董事长袁陶仁也许看穿了王石的用心，以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为名，反对万科改造为股份制。

　　 “那时，我为万科上市，可以说是上蹿下跳。”徐景安回忆，一是找李灏书记寻求支持，二是找袁陶仁做工作，三是到万科做动员，四是为万科发行股票搞推销。“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求企业啊！”

　　 费尽千辛万苦，徐景安及其团队先后将深圳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但股票发行并不顺利，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国库券差不多。

　　 1990年3月，深圳股市热起来了。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但北京干预了。说是5只股票就搞得全国沸沸扬扬，再发股票，那还不翻天？要我们先把5只股票的价格压下去再说。

　　 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多次开会研究，先规定股价涨幅不得超过10%，后来是5%，再后来是1%，但股价越压越涨，并出现了场外黑市交易。没办法，只好向国务院写报告，请求允许发行新股票。

　　 “当时国务院一位领导有一个观点，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徐景安说，“我们到北京就是讨论股票与存款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常识问题。”

　　 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可提取用作消费，而买了股票，就是投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股票是企业的资本；企业融资只有贷款一个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这些问题今天看来是不是很可笑，都是常识问题嘛，其实中国改革，哪一个不是常识问题？幸运的是北京总算被说动了。”

　　 “李灏同志拍板于1990年12月1日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我是副理事长，但交易所几经风雨，差一点被关闭。”徐景安说，幸亏小平同志1992年到南方视察发表了相关讲话，深交所才得以存在下来。“上述就是‘8·10’事件的背景，不了解这些，就无法弄清事件真相。”

　　 与市场规律博弈

　　 1991年，深圳采取凭身份证和交一元钱购买一张抽签表的办法，成功发售了300万张股票抽签表。事隔一年，尽管一张表加价到100元，却难抑购表者需求，引发了“8·10”风波。

　　 徐景安说，当时全社会都认为买到股票就赚钱，不把它当作投资，而看作是福利，于是把平均主义作为发售的原则，产生了被称为“公平、公开、公正”的发售方式。

　　 “表面来看，私分抽签表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其实，这种平均主义、福利主义的发售办法，违背了市场规律，才是事件的真正祸因。”徐景安说，在市政府讨论发售办法时，他曾提出由股民竞投的办法，即由股民根据每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当时股票的市盈率，填报购股的价位和股数，并按30%预存资金，谁出价高就卖给谁。

　　 “但这个办法没有被采纳，决策者认为竞投的办法，有利于富人，排斥了缺乏财力的百姓入市，群众通不过。”

　　 无法回避的学费

　　 “‘8·10’事件的发生，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郑良玉市长的下课，国家在此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停止了新股发行。”徐景安说，与此同时，此次事件也让人们看到建立全国性监管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对中国股市来说，‘8·10’事件是痛苦的记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无法避免的一笔学费，如果不交这笔学费，也许中国股市还要走不少弯路。”徐景安表示，此后，各地在股票发售方面不断探索新的、更加科学合理的办法。当然，后来的新股发行方式也被指对一部分机构、企业、团体有利。这是否是成功之举，尚有待于在股市发展中验证。然而，从疯狂抢购到有序配售，从携带现金四处奔走的原始方式到电子化、网络化的上网发行，从新股发行方式的演变，还是清晰地看到中国证券市场不断求索发展的脚印。

　　 徐景安

　　 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之邀，出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是深圳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主要推手，经历了深圳股市孕育的整个过程。

　　 A10-A14版除署名外

　　 均由陈远忠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