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仲之命》：恩惠政治

　　喻中

　　蔡仲，名胡，蔡叔的儿子。蔡叔，周公的弟弟。这就是说，蔡仲是周公之侄。

　　在周公摄政期间，蔡叔、管叔等宗室兄弟在京城散布流言，诽谤周公居心不良。后来，周公东征至殷商故地，诛杀了管叔，囚禁了蔡叔。然而，蔡叔的儿子蔡仲却颇有德性，完全不同于乃父。周公认同蔡仲，先将他任命为卿士。蔡叔死后，周公又让他出任蔡国之君——《蔡仲之命》交代了这个背景之后，主要记载了成王代表朝廷对于蔡仲的训示——这番训示虽然出于成王，但很可能是周公的意思。

　　成王首先肯定蔡仲能够谨守臣子之道，不像他父亲那样无德，所以才任命他出任蔡国之主。接下来，成王告诫蔡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这几句话，构成了《蔡仲之命》的核心，它提出的一对范畴:德与惠，值得略加分析。因为，按照本文的设想，如果国君能够按照这对范畴提供的思路来行事，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德与惠具有不同的用途与指向。其中，“德”对应于上天，天命只给予有德之君。因此，如果君主要赢得上天的认同，就只有提升自己的德性;倘若能做到“以德配天”，上天就会把大命托付给君主，同时还会辅助君主完成天命。德的具体内容虽然不能条分缕析地列举，但是，德的基本要求还是很明确的:对上天要有敬畏之心，要以政治受托人的身份对待政治委托人，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大命是上天赋予的。与“德”不同的是，“惠”对应于民。民心的向背，取决于君主是否让他们得到实际利益。概而言之，君主需要以德性让上天满意，需要以恩惠让民众满意。

　　但是，对于君主来说，德与惠并不是等质、等量的两个维度。因为，上天虽然“存在”，但它是虚拟的存在;上天的旨意还是需要人来解释。因此，“配天之德”虽然很重要，但是，“惠民之恩”则更为迫切，因为，民众是有行动能力的，他们的不满，可以直接威胁到君主的统治地位。而且，按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信条，上天对于君主的评价，还要取决于民众对于君主的评价。这就是说，如果君主施惠于民，民众对君主的评价较高，赢得了民心，也就赢得了天心。因此，施惠于民，应当视为君主的第一要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尚书》在思想上开启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恩惠政治”的政治传统。这种恩惠政治的核心特征是施惠与拥戴。只要当政者施惠于众人，众人就拥戴当政者。这样的恩惠政治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加以解释。

　　首先，它可以解释“民本”思想。表面上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似乎强调了民众的重要性。但是，民众的这种重要性是相对于君主而言的。君主处于主位，民众居于客位;君主具有主体性，民众具有工具性。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君主的当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所谓“邦宁”)。君主之所以要施惠于民，原因就在于“民为本”;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民为本”，所以要施惠于民。

　　其次，恩惠政治还可以与韦伯的统治类型理论进行相互解释。按照韦伯的划分，统治的类型主要有三种:第一，法理型统治。它的逻辑是，你必须服从我，因为法律已经作出了这样的规定;第二，传统型统治。它的逻辑是，你必须服从我，因为历来如此，一贯如此;第三，个人魅力型统治。它的逻辑是，你必须服从我，因为我可以给你带来恩惠。按照这样的划分，本文所描述的恩惠政治，恰好属于个人魅力型统治。君主正是那个可以让民众得到恩惠的魅力型人物，所以要服从他的统治。

　　再次，恩惠政治也是一种“承认政治”。但是，这种“承认政治”的因果关系模式是“施惠B受惠”，即，君主受到民众的承认，是以君主施惠于民众为前提的。相比之下，现代流行的民主政治，依然是以选票为载体的“承认政治”。但是，这种“承认政治”的因果关系模式却是“雇主B雇员”，即，民众作为雇主，通过发标或招标的方式，挑选了前来投标的竞选者。民众交纳税费，支付政府的运行，相当于雇主向雇员支付工资。通俗地说，当政者在民众面前，绝不能以施恩者自居，只能以雇员自居——自己所承揽的工作如果做得好，可能被继续雇用;如果做得不好，届满到期就被解雇了;在极端情况下，届未满即可能被解雇。

　　恩惠政治的核心逻辑虽然是君主施惠于民众，但是，君主以德配天、君主敬畏上天，依然不容忽视。因为，君主与上天之间的这层关系，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至少有助于提升君主的权威。在面对民众的时候，君主如果宣称自己得到了上天的支持，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神秘莫测、力大无穷的坚强后盾。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说，上天或天命，可以理解为执政者开发出来的一种政治控制技术，而且，它还是一种低成本的政治控制技术，它所需要的成本，就是定期向上天举行祭祀大典，只需要花费一些牺牲、香烛之类就可以了。祭天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强化君主的权威性，因为这个政治仪式表明:君主能够把“上天”请下来，“上天”愿意与君主在一起，“上天”就是君主的支持者和坚强后盾。可见，祭天本质上是君主巩固权力的一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