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绿海副刊》:“淘宝体通缉令”是否算作法律语言?

　　宋北平:大家对法律语言有一定的误解，把司法机关人员说出来的话都当做法律语言。法律语言必须在法律上有意义，即能够对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官在法庭上说的话，是法律语言，而闭庭期间与当事人、律师的交流不算法律语言。因为，法庭上的话被记录在笔录中，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而闭庭期间说的话则不然。

　　判断“淘宝体通缉令”的语言是不是法律语言，就看它会不会对当事人在法律上发生意义?会不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增加义务或者权利，就无所谓影响。那么，我的结论是，这种通缉令不算法律语言。因为，逃犯由于看到了这样的通缉令而去自首，也不会比其他情况下的自首判得更轻——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法官也就不能这么做。

　　《绿海副刊》:法律语言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宋北平:在我看来古代的法律语言比现代更严谨，更精确。如清朝的秋审，如何使用语言，刑部有非常细致的规范。法律语言在中国经历了从专业化到大众化的演变过程，大众化的目的是便于群众理解，达到好的社会效果。如果连当事人都看不明白，法律文书就没有意义了，法律的社会价值就大打折扣。古代的法律语言分为不同的层次，在法律文书中比较专业化，而在庭审和告示等情况下是比较大众化的。

　　《绿海副刊》:在国外情况如何?宋北平:不仅中国，其他国家亦然。美国以前的法律语言运用拉丁语、古法语等，佶屈聱牙。后来，美国的老百姓不干了，要打破律师们通过语言垄断法律的状况，通过“简明英语”运动，现在已与大众的语言基本一致。因此，法律语言大众化是世界趋势。

　　法律语言是从社会通用语言的母体中诞生出来的，不能离开社会通用语言而单独存在。它只是其中与法律相关的部分语言相对独立出来，即比较固定的一些法律术语，比如“逮捕”等，但大部分还可以在其他行业里使用，法律语言的成长和规范又会促进社会通用语言的发展。

　　(本报记者 刘洋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