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深圳这座爱心之城，可谓“好人辈出”。“好人”们用个人行动诠释爱的真谛，以执着追求推动时代进步，他们在平凡中彰显伟大，成为传统美德的传承者、道德模范的实践者、良好风尚的创造者。本报今起推出“深圳好人”专栏，讲述他们的闪光故事和先进事迹，敬请垂注。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李舒瑜

　　 “沉痛悼念五星级义工、第七届关爱行动最具爱心人物李汝勇！”连日来，U站微博发布的这则消息让很多市民感到震惊。

　　 今年42岁的李汝勇已有9年的义工龄，服务时间长达4500多小时，曾荣获“深圳市民环保奖”，并被提名“绿色中国”年度人物。7年前，他被诊断患上了尿毒症，生命从此靠每天透析维持。几年来，尽管背包里随时装着药水，必须每隔几个小时做一次透析，但他却从未放弃义工事业。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义工活动，是今年7月8日由深圳特区报等单位发起的“公益金百万行”。

　　 上周六，100多名义工参加了李汝勇的追悼会。大家看到，他身上穿着的，还是那件大家熟悉的红马甲。

　　 不甘被“否决”的环保组长

　　 用时髦的话说，李汝勇是一个“环保达人”。他有一个习惯，随身携带筷子和水壶，在外面吃饭时就用自己带的餐具，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和饭盒。2003年，在华强北路遇清理口香糖的义工后，时刻关注环保的李汝勇深受感动，报名参加义工联环保组。

　　 曾任市义工联环保组负责人的义工欧阳国亮就是李汝勇的“面试考官”：“环保义工最重要的是策划活动，汝勇工作起来就像一团火，点子特别多，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环保也是与时俱进’。”

　　 凭着出色的组织能力，李汝勇很快就成为义工联环保二组的组长，他多次带领义工们走进社区、校园宣传环保知识，参与策划组织的保护红树林、建设绿色公交、环保登山路等活动在市民中引起很大反响。作为深圳电信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李汝勇还承担着环保义工网站建设的任务。

　　 然而，正当李汝勇在义工事业中大展拳脚的时候，厄运不期而至。2005年，他被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病情加重得很快，到2006年，他已经需要每天透析才能维持生命。可是，当时义工联环保组正在参与筹备深圳青少年环保节活动，李汝勇连着几个星期都在加班，谁劝都不听。

　　 李汝勇越来越苍白的脸色让欧阳国亮很担心，环保节一结束，他就宣布自己“一票否决”了李汝勇组长的资格，让他好好休息。“他当时特别生气，说我是‘一言堂’。后来每一次公益环保活动还是身体力行地参加，包里背着药水袋。”欧阳国亮回忆。

　　 “我们根本看不出他是病人”

　　 事实上，在病情恶化前，知道李汝勇病情的人很少，在义工队友的眼中，李汝勇始终是一个充满干劲儿的义工带头人。

　　 义工胥海勇称李汝勇为“勇哥”，说他是自己最敬佩的人和最好的朋友。“我是2007年认识勇哥的，那时我们都是科普志愿者，在大梅沙组织一个环保夏令营。我们在海滩上捡垃圾，进行环保宣传，还组织各种比赛，勇哥是主要负责人，忙得不可开交。那天晚上，我去找勇哥商量事情，推开房门一看，惊讶得不得了，他居然悄悄地在为自己透析！”直到那时，胥海勇才知道，白天忙前忙后的李汝勇其实身患重病。

　　 与胥海勇有同样感受的是U站义工杨红梅：“勇哥责任心特别强，工作起来很投入。他戴了一个特殊的手表，到点就会响，提醒他吃药；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他是一个病人。”一开始，杨红梅并不理解李汝勇：“如果我得了这么重的病，肯定不能坚持做义工了。”李汝勇就笑笑：“人还是要有所坚持的。”

　　 欧阳国亮理解李汝勇：“我们义工其实没有多伟大，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做点有意义的事，释放一下平时的工作压力。时间长了，做义工就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离不了了。”

　　 爱心之城温暖爱心人

　　 生病几年来，高昂的治疗费令李汝勇和妻子不堪重负。他们卖掉了一房一厅的房子，还欠了几万元外债。妻子为了照顾他也被迫辞职，一家人彻底断了收入。而如果接受换肾手术，还需要一笔巨额费用。

　　 2010年1月，本报以《只要活一天，就要有价值一天》为题报道了李汝勇的感人事迹以及他病重的消息，爱的接力棒从一个个温暖的字句中向鹏城传递开来。

　　 在市关爱办和深圳特区报联合主办的“感恩特区建设者——全城爱心大接力”活动中，李汝勇被确定为重点关爱对象之一。深圳爱心市民和爱心企业纷纷向这位可敬的义工伸出援助之手。社会各界的救助如涓涓细流汇集而来，用爱为李汝勇的生命加油。20多万元爱心款，为李汝勇带来了生的希望。当年8月，在各界的资助下，李汝勇成功进行了肾移植手术。

　　 李汝勇说：“做义工从没想过回报，在病痛期间，来自各界的关爱让我感受到了一份特殊的温暖和幸福，我会刻在心间。”

　　 他最后的两个愿望

　　 手术之后，李汝勇更加热情地投入到义工服务当中。义工联招募地铁大运志愿者，他第一个报名，每隔一天就到会展中心地铁站服务。与此同时，李汝勇还兼任着红树林U站负责人、科普志愿者协会秘书长。他说：“做义工很幸福，很满足。”

　　 义工杨红梅记得，李汝勇最后一次义工活动，是率领科普志愿者参加今年7月8日由深圳特区报等单位发起的“公益金百万行”活动：“他的脸肿起来了，显得很胖，但是手脚都细得不得了，可能是手术后的并发症吧。每走一段，他都要休息一会儿，可是当坚持走完全程时，他笑得像孩子一样。”

　　 “勇哥走得很突然！”胥海勇是最后见到李汝勇的义工。8月1日，他到梅林帮李汝勇搬家。生病之后，李汝勇已搬了四次家，越搬越小；这一次搬家，只为了省100元房租。忙到晚上10点多，收拾停当，李汝勇请胥海勇一起吃晚饭，“勇哥很省，桌子上只有一碗常吃的咸菜，又端出一碗鱼丸汤让我吃，我没忍心吃，就走了。勇哥那时脸色很白，我当时如果没走该多好……”

　　 当晚12点不到，胥海勇接到李汝勇亲戚电话，说李汝勇不行了。他惊慌地赶到李汝勇家楼下时，看到救护车旁边躺着的好友，“是保安把他抬下来的，医生说人已经走了，是劳累过度的猝死，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泪止不住地流……”

　　 妻子王秋玲说，李汝勇曾被她误以为是不合格的丈夫：“我劝他身体不好，义工的活动少去一点，他就是不听。”“一些小事，他老是跟我吵架，吵到厉害的时候，他就让我搬出去住，我真的就搬出去了。”昨日下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秋玲泣不成声：“现在回过头来想，他就是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不愿意拖累我，我对不起他……”

　　 王秋玲记得，李汝勇多次跟她讨论过自己的后事：“他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葬在深圳，他爱这个充满爱又懂得感恩的城市；一是希望走的时候能穿上义工服，到那边也要做义工……”

　　 采访中，许多义工对记者说，“觉得勇哥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在义工们为李汝勇建的“天堂纪念馆”中这样写道：“他的离去再一次向我们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薪火相传。把勇哥的环保理念和服务意识继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