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8月7日下午1点多，湖南湘潭市鱼贩王培军关掉一半店门，默默喝下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其妻子说，王培军此前骑车与三轮车发生刮擦事故后，扶起并非自己撞倒的老人并为其支付了医药费，但随之而来的反复索赔使他身心交瘁，最终出此下策。

　　王培军自杀引起普遍同情，不少网友将其同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好心人反遭诬陷”事件相联系，发出“现在好人做不得”的感叹。由于王培军事件中各方说法多有不一之处，笔者不可能在此确认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细节永远充满偶然性，即使争论清楚了，也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当前，最需要的是梳理出类似事件的内在逻辑，进而为社会如何走出道德困境，提出可行建议。

　　假定各方都是善良之辈，于街头偶遇之际，生出这种各执一词，彼此伤害的情形，那当如何？如果说，救人者是出于道德良知，而被救者是出于维护合法权益，我们能说他们哪一个错了？从法律上说，被救的受害方要指认救助者为肇事人，必须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没错。“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原则。但在唯有双方当事人，没有无关利益的第三方，受害方孤证无效的情况下，仲裁或审判机构要求被指认的救助者证明自己不是肇事者，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的，尤其在被救者既是弱势的老人，又是受害者的特殊情况下，公权力机构向他们倾斜情有可原。

　　反过来，在救助者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只能一再表白不是肇事人的情况下，要想不冤枉一个好人，唯有跳出法律的形式化要求，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就信任其所言，被救者自认倒霉，不再纠缠救助者，或者另外去到茫茫人海，寻找真凶。

　　如果大家觉得这才是理想的道德社会应有的模样，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使之成为现实？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不但救人者道德高尚，而且全社会道德高尚，以至于面对任何一个人，无论涉及多大利益，每个人都可以无条件相信之。问题是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吗？人与人之间可能无条件信任吗？

　　我们一方面要求公民个人无条件地见义勇为，另一方面又不存在对见义勇为者无条件的信任；一方面超越道德地维护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没有制度性安排，可以确保见义勇为者因为被救者，还有法官的不信任可能遭受的权益受损。宏观层面的体制和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显然都不利于见义勇为者，这才是救人之人反被诬成为普遍成见，公众对英雄流血又流泪而备感同情的内在机理。

　　为了弘扬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利他主义道德观，扭转好人做不得的成见，为更多受困的弱势人员创造获得及时救助的机会，我们必须破解这一呼唤见义勇为又不利于见义勇为的现实逻辑。然而，因为缺乏道德生成机制而产生的道德困境，不可能通过提升道德水平来摆脱之。要求突破法律的内在逻辑，放弃对受害者的倾斜，至少也难以实施。唯一的出路可能就在改变现有的见义勇为模式本身：

　　如果能更多地利用110报警，而不是单独的个人直接介入救助，或许可以避免无谓的误会；如果有更多的街头救助志愿者，专业角色有助于救助者获得对方更多的信任；如果在双方都有合乎情理的说明，一时又难以确定责任的场合，能有第三方救助机制，如救助见义勇为的基金会，出面承担部分救助责任，既不使救人者被冤屈，又不使受害人维权无望，更不使社会公众寒心，如此等等。当今中国的道德建设需要的是有效的制度和切实的行动，仅仅纠结、焦虑和空喊不但于事无补，还会加深公众对人心不古的印象，打消个人向着受困者伸出援手的勇气。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