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

　　十岁男孩小俊杰高烧不退，被医院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并送入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挽救他生命的唯一希望是进行骨髓配型、移植。但多方努力未果，最后希望落到了正在浙江服刑的其父身上。

　　新华社在8月8日报道这一事件时，使用了如下表述：浙江、贵州、重庆三地各方历时数月倾情相助，完成了移监救子的不可能任务，让高勇 （化名）来到重庆为俊杰捐献造血干细胞，给了俊杰延续生命的希望。

　　经检测，小俊杰的血型指标与其父完全配型。在造血干细胞植入手术完成后，小俊杰已经安然度过了最初的出血、感染期，他体内的造血获得了重建，体内新生的造血系统开始运行。

　　笔者在为小俊杰祈福的同时，也对浙江、贵州、重庆三地监狱管理部门与医院积极配合，协同挽救一个年轻生命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敬意！这显示了人性的力量，也是司法人道主义的又一次彰显。

　　我并不清楚在三地移监救子协作行动中，有关部门或者相关人员有没有出现过观念冲撞和行动迟疑。因为按照旧观念，对罪犯就是要打击、剥夺和使他们感到痛苦、付出代价、遭受损失，甚至出现不成比例的重罚，刑罚的教育功能常常体现于惩罚之中。正因为如此，移监救子才会成为媒体所称的不可能任务，也会在出现了可能之后获得众多好评。其实，按照刑罚人道主义思想，服刑罪犯也有人权，其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道待遇应当保障，民事权利也同样不能剥夺。尤其是当出现类似救子生命这样的特发人道主义事件时，国家相关部门有责任采取积极措施，尽最大努力予以协助。这既是人性、人道主义思想使然，也是实现刑罚教育、感化、挽救罪犯和体现社会主义司法文明的需要。

　　其实，法律是最能够彰显和体现人类正义和人道精神的社会规则。而司法，则更应当在法律的刚性之外，在规则的弹性之间，与时俱进地注入不断发展的社会文明因子，体现执法的人性与柔情，使规范的刚性与柔性在社会公正的框架内获得圆满的结合，让人们真正看到法治社会的正义和人性之光，感受到法律既威严又温情的一面，从而对它产生敬畏和敬仰，将它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

　　当然，要做到这些并非易事。它不仅需要对法治、法律、司法意义的深刻理解，需要法律和司法融入更多人性、人道、正义的意识和内涵，同样需要人们深刻反省过去特殊年代的种种反人性、反人道的事例及其体现于其中的执法思想与遗传因子，使我们当代的法律和司法能够真正面向现代性，显示出人性、人道及正义的力量。

　　（作者系上海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