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评

　　湖南方面解除劳教的复议决定，深刻暴露出我国现行劳教制度的某种“权宜性”。劳教制度在衡量当事人行为危害以及其应受惩处的程度方面，缺乏起码的刚性。在唐慧的遭遇中，人们清晰地看到了现行劳教制度与法治原则多有抵牾。

　　据新华社报道，8月10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唐慧被劳教一事做出复议决定，依法撤销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唐慧的劳教决定。该委员会认为，唐慧在其女儿被强奸和被逼卖淫一案的审理期间，为指控永州公安机关民警包庇犯罪嫌疑人、要求判处7名被告全部死刑、赔偿184万元等目的，多次到法院、省市有关单位和公共场所，严重扰乱国家机关和社会正常秩序，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鉴于唐慧的女儿尚未成年且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特殊监护等情况，对唐慧依法进行训诫、教育更为适宜，可以不予劳动教养。

　　唐慧被解除劳教，结果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公众的持续关注、舆论的强烈批评，让唐慧及其女儿的遭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曝光度。《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的报道，让事件获得了走向正轨的推动力。湖南省政法委组成调查组赴永州调查有关情况，则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某种转机。唐慧恢复自由之身，既是人心所向，又是公正使然。这个结果也让人们看到，“法治湖南”在个案纠偏方面，也正在做出必然且必要的努力。这一良好的趋势，是值得肯定的。

　　但不无遗憾的是，在解除唐慧劳教这一问题上，实体正义的实现并没有伴随着程序正义的同步呈现。唐慧的辩护律师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依据事实和法律，陈述了劳教唐慧的不正当性和违法性。但湖南省有关方面的复议决定所给出的解除劳教理由，却是唐慧的女儿需要特殊监护。该复议书并没有指出原劳教决定的适用法律错误和程序错误，反而为永州市的劳教决定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辩护：即唐慧应该为其上访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因果相悖的复议决定，虽然让唐慧暂时获得了自由，却没有让唐慧获得她真正渴望的正义。她仍然是有罪之身，她的自由竟然来源于她女儿的不幸和执法机关的“慷慨”。同样，这个决定也让整个社会看到了行政机关在依法纠偏时的某种纠结心态：一方面，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出结果的变更，但另一方面，囿于自身的需要又必须保持对当事人的压力。不能不说，这个复议决定与公众的期待之间仍然有着一定的距离。

　　湖南方面解除劳教的复议决定，也深刻地暴露出我国现行劳教制度的某种“权宜性”。劳教虽然是行政处罚，但由于它是对人身自由的长时间剥夺，其严厉性甚至超过了某些刑事处罚，但劳教措施却远没有受到类似于刑事处罚的平衡制约与严格监督。永州公安机关在抓到唐慧之后，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就对她立即实施劳教一年半的处罚，其间没有向当事人提供任何行政救济措施，当事人也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辩护。劳教决定由公安机关做出，由公安机关批准和执行，其剥夺公民自由的行为没有受到司法制度的有效制约，这也导致劳教唐慧的决定带有某种轻率和滥用的痕迹。而在“扰乱公共秩序”理由未变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又可以解除严厉的劳教处罚，这也反映出劳教制度在衡量当事人行为危害以及其应受惩处的程度方面，缺乏起码的刚性。在唐慧的遭遇中，人们清晰地看到了现行劳教制度与法治原则多有抵牾。

　　通过幼女强奸案多次庭审的材料以及大量的周边报道来看，唐慧之所以多次跪地喊冤，主要原因在于永州案存在大量的“尾巴”。唐慧以牺牲公民尊严的方式吁求公正，本来应该引起当地政府和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彻查案情中可能存在的渎职、伪证、串通、宽纵等问题，但实际情形却与此大相径庭。劳教唐慧的决定所隐含的打压公民合法诉求的公权滥用色彩，也就暴露无遗。更值得警惕的是，劳教制度在现实中功利性的、缺乏节制的运用，已经成为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损害法治基础的一个病灶。对劳教制度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其紧迫性或许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