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都可以量化，为啥民族复兴进程不能？”说这话的，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过去几天，因为“62%”这个数字，这位专注于社会保障研究的学者瞬间成为媒体焦点。8月3日，杨宜勇在某论坛上，做了一个报告，其中谈到自己和同事的一项测算结果显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62%的复兴任务。

　　民族复兴是精神动力还是量化指标

　　周东飞：杨宜勇教授关于复兴指数62%的数据一出，网络为之瞠目结舌。各种批评调侃都有，比方说，“我的心情已经恢复了62%”。两位怎么看这个62%——— 伟大复兴指数？

　　张天潘：我对民族复兴这个项目有些不明就里，复兴本身就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词，这个复兴的参照坐标是什么呢？杨教授的研究，是以横向的世界标准来衡量的。但这就很吊诡了，因为复兴，更应该是纵向的与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对比才对。

　　陈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话我们经常听说，总觉得“民族复兴”更多还是精神动力方面的，它和GDP、CPI不一样。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下子被数字化了，感觉怪怪的。

　　周东飞：有资料考证说，“伟大复兴”、“民族复兴”出现在正式话语场合，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事情。距离现在，也不过是十几二十年的光景。所以，对于“伟大复兴”我们尽管听到的多，但研究的并不是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伟大复兴”在惯常语境中，总是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出现的。大概很少有人将其视为一个具体的目标，更不会有人想到去量化，除了杨宜勇先生。

　　张天潘：我觉得，现在已经21世纪了，中国早已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这种精神动力，应该要淡化。杨教授如今重提这个有点多此一举，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应该多务实一些。

　　陈方：我并不认为到了21世纪，“民族复兴”这个精神动力就可以淡化。“复兴”并不一定是要恢复到以前的程度，而是督促国家不断向前的一个动力。既然它是动力所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张天潘：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摆脱这种落后者的心态，民族复兴的前提就是我们是落后的，挨打的。但中国早已今非昔比，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2011年占世界份额10%。但这个是真的“复兴”吗？民族复兴和中国经济总量，这些都是从国家民族等宏大层面说明问题的，但现在中国人更相信的是个体的切实改善，比如收入增长、权利保障等。

　　周东飞：天潘刚刚提到，反对以落后者心态自居，这种观点本身没问题。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已经“复兴”，恐怕还说得太早。发展的数据，如果不能带来实质的个体幸福，那就是垃圾数据。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发展水平和实力。距离“复兴”，可能还是前路漫漫。

　　陈方：我很好奇的是，杨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为了确保能够不走弯路，我们应该有一个监测指标，监测是为了更好地监督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他监测指标的参照物到底是什么？

　　周东飞：我也看了一下杨宜勇先生的论文和媒体所报道的指标体系，不能说他没有体系，体系还是有的。但是，它更像是一个研究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体系。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研究全面小康实现程度的指标体系。杨先生也公开承认，他参与了小康指标体系的设计，在这里也参考了那个指标体系。如此一来，我就不明白了，既然这个体系跟小康实现程度的考核体系如此高度神似，为什么非要戴上一个“伟大复兴”的帽子呢？

　　陈方：噱头吧。要不然谁来关注这个话题呢，我个人感觉带上“伟大复兴”的帽子，也是包装的一种吧。

　　张天潘：是的，学术研究娱乐化、哗众取宠化，已经风行很久了。

　　民族复兴指数科学吗

　　周东飞：看到62%，我笑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啊。按照杨宜勇先生的说法，伟大复兴之路自1949年起，到2049年终，整整100年。2010年，距1949年是61年，当年实现伟大复兴的程度可巧就是62%，真是巧啊。

　　陈方：所以啊，大家看到这个62%的时候都笑了，杨教授研究是为了监测，可是，如果数据本身就不被公众认可，那到底监测还有什么意义呢？也不是公众对专家的数据偏好负面想象。而是，如果一项数据监测本身就没有民意根基的话，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出来，恐怕都会被嘲笑的。

　　周东飞：是啊，看上去这个指数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打扮出来的。一个随风倒的指数，到底是为了监测呢，还是为了满足“伟大复兴”的心理需求？

　　杨教授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一听公众质疑他，马上就说自己的项目并没有拿国家钱，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

　　张天潘：这也说明，这项研究的极不严肃性，有违学术研究的价值。所以这指数的最大意义，我觉得除了娱乐大家，剩下的就是加剧大家对研究者统计数据的不满。

　　周东飞：复兴指数之所以惹这么大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怎样才算伟大复兴不清楚，伟大复兴能不能量化不确定，给出一个喜庆的数据大家不认可。

　　@竹林雪夜：每个国家的民族复兴史，必须经得起历史验证。将一个抽象概念，简单化成为某个历史阶段的一项简单任务去量化，去意图精确测算其完成量，简直是在与历史开玩笑，拿民众来消遣，无疑是在制造盲人摸象的笑话。

　　从“数目字”生疏到数据崇拜

　　张天潘：刚刚大家都提到了很多数据，中国现在好像已经有了数据崇拜。在历史上，我们对数据处理，显示的是另一种冷漠，是体现在官方对具体数据的不到位，用约、近、几成等化零为整的方法，连基本的人口数据都是估算出来的。而重视量化之后，却又很快进入另一个怪圈，唯数据论盛行。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以道德代替技术，因此不能建立数字上精确的管理。这样的后果导致现代化姗姗来迟。不过如今在中国，却是处处见数据，只是并没有实现黄老先生的期望，反而是数据被搞到令人觉得不可理喻的地步。

　　周东飞：从不会数目字管理，到井喷式的数字崇拜，历史之手翻覆间制造出悬殊落差。那么，是不是我们真正地懂得了数目字管理的真谛？恐怕未必。

　　真正的数目字管理，是要把数字化当作运筹和管理的基础，数据的真实是必须的，数字必然是有意义的数字。再来看看我们的一些数字崇拜怪现象，GDP崇拜之下不惜统计注水，考试分数崇拜之下不惜戕害孩子的身心健康。

　　陈方：数据化崇拜背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在我们都讲究量化和细化，如何量化细化，在没有更好的途径来表现之前，数字是最好的选择。

　　周东飞：量化考核之类，往往成为自我糊弄的现代化幌子。所谓的末位淘汰，大概也算是数字崇拜的一种，无人性，凸显的只是强势者的嚣张。

　　张天潘：如同62%的数据一样，中国现在很多的数据，已经不是科学的严肃的学术研究数据，而是可以随着社会的评价、领导的态度随意改变的。这其实也正是我之前提出的一个名词“量化巫术”。

　　周东飞：需要数字，就造数字，这样的数字还有什么意义。如今，民众对统计数据，研究数据，所持的都是普遍不信任态度。不是黄仁宇所倡导的数目字管理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这种先进的思想到中国之后，被异化，被取巧了。

　　陈方：刚毕业时，我还在机关里做秘书，每年写半年报告或者年度报告时，很多话都是复制以往的，但唯有数字是需要精心校对的，生怕数字和之前一样，没有变化，那说明工作就没有进展啊。

　　张天潘：最近我在看《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这本书，书中以“大数据”的技术浪潮为背景，追寻了美国和西欧等国家数据治国、信息开放的历史，还讨论了大数据给个人生活、国家权力、社会结构带来的种种挑战。正如书中所论述的，美国政治的发展，公民权利的实现，以及各种自由与福利的保障，都和对数据的创造性应用密切相关。这也让我想到，或许，数据背后，还是要一个健康的机制或体制作为支撑的，也就是说，数据的存在，需要一个完善的机制或体制来做保障，保障数据不会成为一些人手中的化妆品，随意涂抹。

　　周东飞：我曾对老家的县志进行过对比。古代县志让人喜欢，为何？不仅仅是因为古代县志文学色彩浓厚，语言生动。更是因为其中可以看到人，看到很多生活的细节。而现代县志，就是概括的语言，图表的罗列，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

　　@梁伯钧：民族复兴指数的研究很业余啊。专家、研究者的确需要认真反省一下：自己拿着一把无所不能的尺子对世间万物进行“量化”，是否陷入了“理性自负”的泥潭？凭着几个似是而非的数据，就煞有介事地认定老百姓已经高度富足幸福，是不是一种可怕的“傲慢与偏见”？

　　学者为何热衷惊人之论

　　周东飞：放眼当下，令人吃惊的研究成果又何止这一个？经济领域里，什么丈母娘推高房价之类，更是不胜枚举。专家们这是怎么了？

　　陈方：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可是现在很多专家为何没有真正经世致用，他们心底追求的恐怕不是学术，而是名利。耐不住寂寞，浮躁，所以，一些专家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出名。很多专家都喜欢把纯正的学术研究放在公共领域讨论，除了名利，别无其他。

　　张天潘：我本人对民族复兴、和谐指数这种宏大叙事，持有怀疑甚至不感冒的态度，它们都无视活生生个体的存在与感受，变成某些人的呓语。如果学者按这种模式走，只顾名利，肯定会被民众抛弃。

　　周东飞：有人或许暂时没把钱财当成目标，而是直奔所谓眼球、名声、政治资本而去，殊途同归，最终也不过是以小博大，取利而已。当然，学术研究是自由的，专家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陈方：专家当然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不等于专家可以随便利用公共资源发表一些没有任何价值的观点。所以我想，无视没有价值的专家观点，是不是对他们的最好“回馈”。不过很遗憾，越是那种没有多少常识的惊人之论，越容易生发出激烈的讨论。这也算是一种无奈吧。

　　周东飞：说假话以逢迎权力和资本，这是不是已经成为某些专家运用熟稔的潜规则？故作惊人之论，则是抬高身价，或者换取进身之阶的策略。民众对这类专家保持警惕和痛感是必要的，62%的痛感也不错。

　　陈方：我们对这个话题的否定程度是不是已经超过62%了。

　　张天潘：最后也可以以此结尾啊：这次我们的讨论，其实只选摘了62%……

　　已经画到62%了

　　邝飚/图

　　□张天潘

　　(媒体评论记者、书评人)

　　□周东飞

　　(电视策划人、评论员)

　　□陈 方

　　(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