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信”正在不知不觉地伤害每个人

　　□本报观察员 赵勇

　　人民日报不久前曾发过一篇文章，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把老百姓逼成了“老不信”，这篇文章主要提到的，是一些地方的官员和公权力忽视老百姓的知情权，总有着“我说什么你就要信什么”的霸气，时间一长，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就选择了不相信，这种习惯性怀疑，令权力取信于民的成本大大增加，对公权力的公信和权威，也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伤害。

　　其实这种“老不信”的想法，已经不仅仅是面对一些地方的公权力，在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都在或多或少地折射着这种下意识的怀疑，越来越高的戒心和越来越稀薄的信任，在这样的“不相信”氛围中，没有人可以幸免，本周，这样的例子就有好几个。

　　最令人心痛的例子来自湖南湘潭市。一名老太太被蹭倒，鱼贩子王培军将其扶起，事后遭遇老太太家人的连环索赔，金额从6500元一路飙升到20万元，王培军无法承受巨额索赔所带来的精神压力，遂服用农药自杀。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王培军是好心帮人还是他自己蹭倒了这名老太太，但让人痛心的悲剧已经造成：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却逼着王培军付出了最宝贵的生命。王培军何以走上自杀这条绝路？面对巨额索赔带来的精神压力当然是重要原因，可能是“做好事反被诬陷”带来的委屈感，也是网友最多提到的，但真正的原因，可能还是他失去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信心——如果他是做好事反被诬陷，那么他看多了“做好事者靠录像才侥幸脱身”的新闻，自然会想，在这件事中，他并无录像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为做好事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结局；如果老太太的确是王培军自己蹭倒的，那么，王培军显然也对通过正规渠道解决问题失去了信心，老太太一方的索赔不断加码，当地派出所的调节又突然中止，打官司吧，过往的那些判例，却又实在令人寒心。他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在他看来，也许死亡，是最好的逃避方法。不管王培军到底是做好事还是自己蹭倒了老太太，如果有正常的问题解决机制，王培军都不至于走到自杀这一步。那么，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正常机制在哪里？现在看来，昆明市文明办为做好事被讹诈者埋单，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努力方向，可惜，这样的实践实在是太少了。

　　跟鱼贩王培军之死有着内在联系的是8月10日发生在上海街头的一件事：一老人躺倒在地，满头是血，围观路人无人敢扶，最后是骑车经过的一名外国女子用自己的白绒巾垫在了老人头下，还掏钱给围观者，说帮忙交医药费，折腾了半个小时之后，救护车才赶到。虽然此前已有围观者打过电话喊救护车，也属救人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名外国女子出现之前，这么多人经过，的确没人敢上去扶起这位老人，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有太多的例子，让他们不敢相信“救人不会被讹”这样的常理，这不是什么冷漠，而是理性的自我保护。出于这样的心态，即便是救人，围观者能做到的，也只是尽快打电话叫救护车而已。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善良就被装进了壳子里，修复信心，创造条件让人们敢于做好事，实为第一要务。

　　再来看一件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事情，身为献血达人的菏泽女孩黄文素和其哥哥之前合计无偿献血的数量达到8千毫升，“以血换血”的互助式献血，竟会让她这个“献血达人”家庭在关键时刻无血可用——当黄文素急需血液进行救命手术的紧要关口，医院和血液中心却告诉她“血液紧张”，她不得不遍求亲友献血，才凑足了救命血。

　　这又是一个伤害信心的恶例：按照互助式献血的宗旨，无偿献血者在自己或直系亲属要用血时，医院和血液中心是要保证他们的用血指标的。黄文素和她哥哥之所以愿意做献血达人，累计献血达到惊人的8千毫升，一方面固然是他们热心公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以血换血”的模式有足够的信心，但现在，经历过“献血者自筹救命血”的锥心之痛后，他们对于献血的信心，恐怕就已经荡然无存了。很多地方的血站动不动就喊血荒，动不动就号召大家多献血，那么，这些血站的管理者有没有想过怎么避免这种“献血者无血可用甚至反而要花钱买血”的悲剧呢？有没有想过通过实际行动让大家看清楚，血站并没有把献血者捐献的血拿去卖钱、而是都用在公益救人上呢？

　　古人有云，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信心的流失，恰恰就是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个案上。要修复信心，让人们敢于相信，也需要通过一个个传递正能量的事例来证明，我们仍然有这个决心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