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就用不上自家人的存款——我省银行业存贷比偏低现象调查

　　 阅读提示

　　 近年来，我省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助推作用，贷款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存贷比也持续走低，由2001年的83%下降到2009年的最低点47%。目前存贷比虽回升至55%，但仍处于全国倒数第3位。大量资金上存，降低了金融机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存贷比这一数字到底能说明哪些问题？大幅度提升存贷比出路在何方？

　　令人纠心的“山西情况”

　　山西经济发展，除了广为外人称道的丰富资源外，行内人也喜欢拿银行的存贷比说些事儿。原因在于，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银行存贷比又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然而，纵观近十年的山西统计数据，山西金融机构存贷比变化情况却出现了难耐的尴尬。在2001年-2004年，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比在70%-83%区间运行，存款贷款增长较为均衡。从2005年开始，这一数字由70%迅速跌至2008年的47%，定格成近十年的最低点。此后，50%上下徘徊的银行存贷比深陷“偏低诅咒”，直到今年上半年，数据才更新至55.7%。

　　所谓存贷比，是指商业银行贷款总额除以存款总额的比值，即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反映金融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2008年-2011年是山西存差扩大、存贷比下降最迅速的时期，从83%落至47%，数据滑落的背后正是当时经济与金融机构存款贷款发展的真实写照。2005年-2008年，金融机构存款竞争与营销出现“白热化”，平均增速达到21.58%，而贷款投放则陷入“低谷”，宏观调控全面启动，我省部分重点行业受到信贷政策的严格限制，贷款增长停滞不前，加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全面启动，大量不良贷款剥离，使全省存差进一步扩大，全省存贷比在全国排名步入倒数行列。

　　落后就要上进。情势发生悄然改变。通过与中部六省比较，从2009年开始，我省金融机构存贷比进入上升通道，由47%逐步增长为55%，看似简单的8个增长点，背后却是全省各方齐心协力付出的结果，也成为圈内人不足称道但也可以“些许自豪”的一件事。“3年信贷投放的总量达到5284.7亿元，超过前10年信贷投放总量887.3亿元。这一期间，贷款投放出现历史未有的快速增长。”省政府金融办公室主任郭保民表示。细心人不难发现，这3年正是金融危机重创全省经济的“低谷”时期。

　　3年时间，贷款大幅增长提高了“分子”比例，但由于物价的快速上涨形成“负利率”，储蓄存款增速明显下滑，但财政存款成倍增长拉动存款增长依然强劲，“分母”比例仍旧高居不下。

　　如何大幅度提升存贷比，打造“金融洼地”成为考量各方决策层的一道难题。

　　令人纠结的“内因外因”

　　大幅度提高存贷比，让 “滞留”金融机构体内的资金发挥应有反哺作用已成共识。当然，要解决问题，须知道“病因”所在。

　　近几年，山西金融机构存贷比偏低主要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比为42%，股份制商业银行为76%，地方性金融机构为57%。“财大气粗”的四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缘何因为一个“存贷比”伤不起？

　　今年货币政策会有相对“宽松”的趋势，各家银行并没有异议。但是，从银行的角度来看，信贷的投放仍有诸多制约因素，而75%的存贷比监管红线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据省政府金融办与人行太原中心支行、山西银监局所做的一项调查反馈显示，四大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受限是造成存贷比偏低的主要因素。理由有四点：商业银行股改上市，信贷权限上收，基层金融机构的贷款自主权被削弱。信贷资金在“趋利性”因素影响下，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重点支持了资金回报率较高的发达地区项目，使经济落后地区的一些项目很难得到资金支持，客观上造成对我省资金的“抽血”作用；受宏观调控信贷收紧政策影响，我省煤炭、焦炭、钢铁、铝业、水泥、房地产等行业信贷规模受限；中小企业发展相对落后，多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信用记录未能达到银行授信要求，导致企业贷款有效需求不足；信用环境不佳成为信贷投放的隐形制约因素。如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2007年由于不良贷款率较高，导致其总行不断降低其贷款规模，连续几年该行存贷比都在30%-40%之间。

　　此外，融资渠道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样化，虽减少了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降低了储蓄存款所占份额，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地方存款尤其是财政性存款大幅增长，再度拉低存贷比。数据显示，近几年，山西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收每年都达百亿元以上，受此影响，我省财政存款从2005年起6年时间净增691.57亿元。以2011年末数据为例，我省与中部其他五省、周边四省的对比情况来看，我省GDP位于末位，而财政性存款排名居第2位，仅次于湖北，其余额居全国第8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省邮政储蓄银行与全省存贷比偏低关系密切。作为曾经只存不贷的银行业机构，贷款业务近些年才放开，该行存贷比仅为5.4%的数字从客观上进一步拉低了全省的存贷比例。种种理由，存贷比想迅速大幅度提高，说易亦难。

　　令人希冀的“破解之道”

　　有人说，一个存贷比的数字说明不了什么，然而，正是这个说明不了什么的问题，政府、经济研究部门、金融部门、企业多年来一直与之“博弈”——如何迅速提高存贷比，防止资金外流。

　　“组织协调、制订配套政策、市场化调控、财政补贴、有效奖惩，政府在这些方面均可有所作为。”早在2009年，省统计局高级统计师郭春在 “山西省存贷比情况分析专题工作会”上发出这样的声音。政府应发挥其核心主导作用，全力搭建“政银”对话平台和“银企”沟通平台。对信贷投入较大、存贷比较高和愿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商业银行，出台优惠政策，撬动银行信贷投放。

　　省内大型金融机构当集聚新的金融资本，实行有差别、动态的授信政策，力争将各家商业银行总行融资创新模式地方化、山西化。“拉动国有金融机构贷款总量持续增加，存贷比逐年提高2%左右。”郭保民表示，“此外，还应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和金融违法犯罪；加快担保体系和再担保体系的建设；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领域，有效分流存款；加强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引进省外资金参股我省地方金融机构，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等。”

　　其实，提升存贷比的良策不一而足，关键在落实。期待各方合力，破解“存贷比偏低”的“山西魔咒”。

　　本报记者杨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