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既未成功也未成仁
◤建川博物馆战俘馆入口通道两侧挂满被镜头定格的被俘者面孔。
建川博物馆抗日壮士雕塑群。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被战争伤害的，其实是每一个活着或者死去的个体。人的命运，在那段历史轰隆隆的车轮中，被碾碎、被践踏。挖掘这些湮没的历史碎片，只为提醒今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抗战烈士和壮士，都可以是这场战争的旁证，也是日本侵华的见证。
战俘呢?其实，同样也可以。
但是，在传统观念和价值评判体系里，俘虏是屈辱、怯懦、可怜的。
研究过抗战俘虏的建川博物馆馆主樊建川说，因为他们既未成功，也未成仁。
他坚持把他们称为“抗俘”，这一个“抗”字，既要展现他们的精神，也想看见他们的魂魄。
全亚洲唯一的“战俘博物馆”
7月19日，战时美军少校理查德·V·希尔保存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物展，选择了“8·15”前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开展。
位于成都安仁古镇的这个博物馆聚落门口，安放着一个巨大的日军碉堡，这是馆主樊建川费尽周折从天津拉回来的。这个重几十吨的碉堡，恐怕是他收藏的体量最大的抗战文物。
樊建川请人在碉堡顶部安置了一个右手举枪庆祝胜利的战士雕塑。瞭望射击口上，植了鲜花。
樊建川说，这是罪恶之上长出的希望之花，寓意不忘日军侵华罪行，又珍惜现今和平。
这个有着20多个分馆的聚落，如今成为国内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
一天阅尽几十年。中国抗战宏大而深厚的幅卷，都物化成为抗战文物馆系列里的藏品。
国难与国耻，在这里被一并收藏。
与中共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相对的，是一座特殊的馆，这是中国甚至亚洲唯一一座为抗战的俘虏设立的博物馆，取名“不屈战俘馆”。
樊建川更愿意把这些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军人称为“抗俘”，这个词是他的首创。
进出馆的通道狭窄幽长，两侧悬挂着抗俘照片，陶瓷烧制，不怕日晒，无惧雨淋。这些抗俘，不分军队派别，也无论男女老幼。
这些照片出自樊建川编著的《抗俘》一书。唯有了解这个馆和这本书，才能更详尽地了解战俘这个群体。
图片大部分来自当年日军随军记者的作品，也只有日本人有这些“史料”。
20年间，樊建川收藏了上千本日文版老画册，曾去东京旧书店摸底搜寻，购得大量当年日军官兵拍摄的私人影集。
一张张翻了一遍，他选出了这100多张被俘者的照片编辑成书。樊建川考证了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写成文字说明。
《抗俘》一书和战俘馆，将抗战历史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从湮没他们的尘埃中带回来。
“战死疆场的百万将士享受烈士荣光，负伤挂彩的享受壮士荣光，那些被俘的将士呢?”樊建川发问，“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知道他们，看到他们的身影。”
也许，战俘和这些烈士、壮士唯一不同的，仅仅就在于他们没有在战斗中死去。
樊建川估算，中国抗俘在150万以上。同样应该是英雄的他们，名字和后来的命运无人知晓。现在回望历史，“被俘者”这个名词，无疑是贴在这个群体身上最尴尬、最沉痛的标签。
100多张照片中，有个10岁的陆军二等兵，是已知抗俘中年龄最小的。面对紧握杀人利器的日军，这个10岁的战士胸膛迎上去。另一张照片中的一个汉子，跪在地上，面容沉寂，身后是扬起的屠刀。
更多照片里的抗俘，没有名字、不知年龄，更没有人知晓他们的身份信息。他们留给未来的，仅仅是被定格的一张张脸庞。
“去看看他们。”这是樊建川所希望的。
“不成功，便成仁”
樊建川对“俘虏”一词的切身理解，来自上世纪的1966年。
那年，他还是小学生，为有一个南下干部的父亲而自豪。有一天，当着许多同学的面，与他发生争执的一个伙伴揭短:“樊建川的爸爸是个俘虏兵。”
后来樊建川才知道，父亲13岁就到旧军队当兵，抗战时，在阎锡山晋绥军中服役，与日军作战。1947年，21岁的父亲被解放军俘虏，在人民军队中成长为炮兵连长，解放战争中立过功，参加过开国大典检阅，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军打了三年仗。
即使这样，有着如此履历的父亲，在惊诧询问的儿子面前，也是沉默不语的。在他内心，似乎难以走出心魔的控制。
“他所有光荣的战斗经历、伤疤、奖章，都不能掩盖‘俘虏兵’这个疵点。”几十年后，樊建川仍然慨叹。
在考证《抗俘》图片说明时，樊建川只感觉到两个字——沉重。
他看到，在流传有序的历史书籍上，宣扬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条。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俘虏是低下、屈辱、怯懦、可怜的混合代名词。
甚至，连民国将军身佩的短剑上，也镌刻着这样的口号:“不成功，便成仁。”
但是，对俘虏来说，他们的经历，完全不符合上面的一切要求，“因为你既未成功，也未成仁。”
甚至，就连这些俘虏所在的部队也流露出这样的情绪，甚至不愿上报本部被俘官兵的数目。
正因如此，樊建川坚持把抗战中的俘虏叫做抗俘。一个不屈的“抗”字，既能见到他们的精神，也看得见他们的魂魄。
主业经商的樊建川，在考证时战战兢兢，唯恐文粗字糙，词不达意。更因为抗俘这个领域过去鲜有人涉及，没有现成的路径，缺乏指路标杆。
“抗俘问题，障碍丛生，恐分寸拿捏不准，怕评价南辕北辙。”
身为一个被俘者的儿子，樊建川更能体会到他们身上的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沉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
樊建川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对待俘虏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采取了回避、隐匿、淡化、掩饰、失语的集体立场。”
收集到这些照片，让樊建川认识了许多抗俘，久而久之，看清了他们的表情，听懂了他们的方言心声。他们也是先辈和先烈，也是赶走日本侵略军的民族英雄。
“现在常说，无数的革命先烈是共和国的基石。我认为，巨大的抗俘群体是安放基石的那片朴实的泥土。”樊建川在《抗俘》序里说，“由此，今天的芸芸众生与昨天的抗俘都有了直接间接的关系。”
“等我死了，要体体面面去见老婆子”
樊建川常常置身于数万件藏品之间，细细品味。在为《国人到此 低头致敬》写的序里，他说:“收藏抗战文物的过程中，我十分关注个人的命运。”
他喜欢那些有烟火气的东西，置身于这些历史的物件中，无论是与日寇拼死的壮丁，还是残害自己同胞的汉奸，或是逆来顺受的民众、抛洒热血的百姓，都引起他的关注。
几十张良民证上麻木的眼神、战地救护培训证上戴船形帽的女战士张书芬，甚至日本军用饭盒的主人手岛，更能打动他。
“当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被压缩为一个个数字时，这是可悲的。这都是什么概念?那都是人命，都是一个个各不相同的悲惨故事。”
几年前，樊建川曾在中江县见到一个抗战老兵，这个老兵只有一条腿。1966年8月，当这个老兵受到造反派批斗时，他高声说:“我只记得，八年抗战，我和日本人作战，我的腿中了一颗炮弹，我坚决打到底，没下火线。”
他将这番话用青花颜料写在瓷杯上，烈火烧制成形。
这只杯子后来成了樊建川的心爱之物，甚至，这个杯子成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如今，这位独腿老战士已经去世了。
他还收藏了另外一张照片，上面有5个伤兵，都是高位截肢，只剩下了一条腿，用拐杖支撑着站立。
加注的考证介绍，这些残兵是抗日战士，负伤后在战地卫生队进行手术治疗，没来得及转移就被日军俘虏。
樊建川祈想:这样没有威胁的残兵，日军该会放他们一马吧?随后，他又担心了，即使被释放，在那样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年代，他们独腿双拐又怎能回到千万里之外的家呢?是五人结伴而行，还是在歧路挥手天各一方?他们有足够的盘缠和体力吗?
这些人后来的命运，谁会知道呢?
阵亡的抗战战士也许被埋在烈士陵园了，活到86岁的杨振亮，却在村里的破土房里住了多年，窗户靠木枝堵着，遮挡风雨。
装食物的破罐子，落了几十年尘土，战争留给孤身一人的他的，只有一个季度300多元抚恤金、被炮声震坏的听力、不能弯曲的右腿和残旧的军人证。军人证上，“为人民服务”的字迹多年后依旧清晰。
这个家里，唯一还没有用过的崭新的物品，是杨振亮为自己准备的寿衣，高高挂在墙上。
他说，“等我死了，要体体面面地去见老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