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国家

　　2010年，当托尼·朱特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沉疴遍地》出版时，金融海啸大潮尚未退去，意识形态的海滩上狼藉一片。有人在批评福利国家，有人在抨击美联储的错误决策，更多的人则排起长队向“凯恩斯主义”（注）宣誓效忠。看上去这是一次左派的胜利，但朱特并不感到欣喜，因为在他眼里，这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知识革命”，只不过是自由市场派的一次“战术性撤退”。

　　托尼·朱特想要彻底改变这个状况，尽管他已时日无多——2008年，朱特被确诊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次年彻底瘫痪在床。凭借深厚的学养和惊人的记忆力，朱特口述完成这部著作。朱特指出，若想真正实现“知识革命”，我们就必须挣脱旧有的话语习惯，“重新思考国家”。

　　自1989年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在为“过分强大的国家”的最终失败而额手称庆，并沉浸于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自我想象中。但是朱特告诉西方，2008年之后必须学会“重新思考国家”。朱特的理由是：首先，“国家总是和我们同在”。在可预见的未来，18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的格局仍旧会长久不变，所谓因为全球化而导致的“公司市场国家”并不真正存在；其次，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安全的时代——面对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人们会出于恐惧而重新投身国家的怀抱。方此之时，“开放社会将再次被迫自我关闭，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人们将不再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种国家中进行选择。这样，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了。如果我们不思考，别人也会思考。”

　　“重新思考国家”！为了避免表错情，在理解这个论断时我们必须不断地默念“南橘北枳”这四个字。作为一个审慎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托尼·朱特绝不会天真地主张恢复1989年之前的“过分强大的国家”，恰恰相反，他认为如果要“重新思考国家”，就应当从下述命题开始：“承认真正的伤害以前是、而且现在还是由过分强大的政府造成的。”

　　相比于他的论敌，朱特的政治判断要老到得多。他并不天真地认为民主、权利、自由和经济进步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稳定的极权政府比一个失败的民主国家要更可取。”民主、正义、自由等的价值并不是天然就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即使它们在道德上具有优势，也不意味着它们在实际生活必然地排序优先。朱特甚至同意某种霍布斯式的论调，人们首要的需求始终是“安全”。而且，“随着全球威胁的增加，秩序的吸引力也会因此加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朱特就向国家主义缴械投降了。事实上，对于朱特来说，为什么要重申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为什么要重新思考国家的职能？其目的恰恰是为了避免坠入极权主义的深渊。

　　朱特的理由是这样的：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主义并未发展成为极权主义，这就让我们至少在经验上吃了一颗定心丸；从逻辑上看，随着不安全感的加深，过分信任自由市场和小政府所导致的政治反弹可能性就越大。恐怖主义、移民、失业或者犯罪，以及未来几十年中可能出现的剧烈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帝国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小战争”，面对动荡局势的集体政治无能……凡此种种威胁，不管它们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都极容易被“沙文主义”（注）政治家利用。因此之故，适当地加强国家干预而不是一味地固守小政府，反倒是遏制极权主义政治反弹的长策良方。

　　与此同时，朱特认为那些对“过分强大的国家”的担忧是合理的，一来国家必然会导致强迫，二来国家还可能把事情搞砸，而且一旦国家犯错，往往是戏剧化的大规模的错误。职是之故，朱特的立场始终是执其两端取其中：他一方面反对左派的立场——认为国家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法；另一方面他想要从另一种对立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认为国家根据定义永远是最坏的选择。

　　回首1989年～2009年，朱特沉痛地认为“这二十年被蝗虫吃掉了”。此处的蝗虫当然是隐喻，指的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以及由此衍生的不受约束的贪婪之心。“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不平等会引起内部分裂，而且，迟早会引起内部斗争，其结果往往是不民主的。”虽然这是在刻画美国的现实，但是朱特对于美国自里根时代以来逐渐固化的贫富差距的描述，以及对不平等可能导致的政治不稳定的警告，对于大洋彼岸的读者同样也是字字惊心。

　　乔治·奥威尔说：“将普通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为求避免背负过重的历史包袱，朱特舍“社会主义”取“社会民主主义”之意。但是另一方面，这里绝非仅仅是字词之别，而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社会主义意味着“要用一个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所有制系统基础上的继任政权取代资本主义。”它意味着绝对、激进、毁灭和革新。与此相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优点恰恰就是它的不纯粹性。用朱特的话说，它天生患有“精神分裂症”，是所谓的“杂牌政治学”。作为一种妥协，社会民主主义“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主义作为框架，在这个框架以内，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忽略的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现在将会得到解决。”简而言之，社会民主主义希望每个人，哪怕是最贫穷的人也有一份生活——一份体面的和值得过的生活，就像最伟大的人一样。

　　在本书“伟大的社会”一节中，朱特援引英国诗人约翰·贝奇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句话作为题记：“我们的民族代表着民主和完善的下水道。”有趣的是，当时的英国人虽然以民主为荣，但伦敦的下水道远未臻于完善。因此有人说，作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祈祷，这首诗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刻画，不如说是对未来的憧憬。

　　凯恩斯主义：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沙文主义：原指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因此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现含义也指盲目热爱自己所处的团体，并经常对其他团体怀有恶意与仇恨，是一种有偏见的情绪。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