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产时代”需要正确的文化认知和制度安排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小军

　　随着百姓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财产”纠纷而引发的各种家庭矛盾、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毛泽东就说过：有进步就会有矛盾产生。对于如何适应有产时代带来的诸多困扰，我的观点是：“不要惊慌，不要放大。”

　　“有产时代”的话题，多少令人苦恼。当然并非有钱不好，但是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人际关系的淡漠与隔离，却令每一个善良本真的人不爽。与财产相伴而来的社会病——欲望无度、缺乏社会公平和道德约束等等事实，相当残酷。

　　残酷的不是“有产”

　　而是欲望

　　张小军说：“有产时代”让我们感觉残酷的，不是有产，而是理解财产的文化认知。文化人类学家萨哈林斯说：对于原初社会的采猎民族来说，过多的资产是一种负担，“对于采猎部落来说，人生的终极目标绝非不断积累物质资财，而是得到不用背负沉重包袱的流动自由。初民们对财产的理解与我们今天截然不同。我们要获得财产，大约部分是为了炫耀（所以有“炫耀性消费”）的满足，部分是身体和心灵中的欲望唆使，还有部分是今天这个被经济主导的社会畸形状态。因此，要让有产时代真正光辉起来，就要提倡社会公平，提倡多元化的而非攀比的生活方式，限制无限度的消费欲望，理解过度经济会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著名人类学家哈里斯说“为了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好，人们首先必须认识到社会生活为什么常常变得更坏”。若顺从人的欲望无限，有限的资源必定不能满足，结果“强调欲望无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不无时无刻地制造贫穷”，（萨哈林斯语）并将社会带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法律得宠的同时

　　不要忽略了道德的缺席

　　造成社会矛盾的原因包括社会转型中的某些制度安排不合理，比如房屋政策和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不连续状况；包括产权改制中形成的社会不公平；包括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带来的过度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缺失和道德失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转型中我们文化的失魂落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的约束和控制有三个层面的规范，即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和法律规范。从人类社会的演进来看，早期人类社会中道德和风俗习惯更为基本和重要，因为它们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基础。如果人们之间完全按照法律来构建关系，在家庭中不断明确甲桌归丈夫、乙床归妻子，丙柜归儿子；又如果人们天天为了如何获得父母法律意义上的合法财产而累心，倒是养活了一批法律工作者，却丧失了人们之间本来的纯真感情。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不断强化，是与个人及其欲望的张扬紧密相关的。法律，不可能是解决社会控制的唯一规范，相反，我们应该让法律有道德，让法律有文化。现在，电视节目中的争产类节目几乎成为最具人气的节目，这与财产纠纷的普遍发生有关。但是，在法律得宠的同时，千万不要忽略了道德的缺席。我们固然不可能回到人类那个没有律师的“无产时代”，但是也需要思考不断剥夺着人们道德良知的“有产时代”。

　　原本自由的人

　　给自己套上了新枷锁

　　作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大师，哈里斯在《文化的起源》（1978）的开篇序言中对西方的物欲文化做出了如下批评：

　　“若干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心安理得地沉溺于物质进步将永无止境的信念。我们把汽车、电话和暖气视为今天生活比我们祖辈生活更为舒适的证明。

　　尽管我们也意识到进步的过程可能是缓慢曲折的，克服上述思维定势并非易事。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工业社会只是金玉在外，徒有其表。

　　在人类为实现和平、平等和富裕这些遥不可期的目标而进行自我选择时，现存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未能认识到物质进化过程正是普遍的战争、不平等和贫困的根源。由于文化科学有意识地忽视这一点，结果世界上充斥着这样的道德说教者，他们坚持把外界潜移默化强加于他们的意愿说成是自己的自由意愿；与此同时，由于不理解自由选择的限制性因素，数百万原本会自由的人又给自己套上了新的枷锁。

　　如此说来，人们需要对“有产时代”有正确的文化认知；政府需要为此创造公平的制度安排；全社会，特别是社会精英，都应为道德的重建作出努力。“有产时代”不能变成“缺德时代”。我们不排斥有产，但不希望错误的财产追逐毁灭了人类。

　　邵笑整理

　　伤情故事之平民版

　　三十年老夫妻

　　为钱两上法院

　　举案齐眉了整整三十年，谁想到最后，还是迈不过“钱”的门槛。因为财产纠纷，一对凤阳老夫妻在法庭上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共同生活。谁料离异后，两人又因为“钱”的问题再上法庭。

　　1947年出生的赵老汉和比自己小了8岁的陶老太，于1978年组成家庭，两人一起同甘共苦整整三十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因为“钱”的争吵也愈来愈多。最终，二人闹上法庭。法院方面对二人进行了调解离婚。

　　夫妻离了婚，争吵也该告一段落。可没想，离婚后，陶老太将原先二人住的房子租了出去，而租出去的房子中，有一半产权应属于赵老汉。房子租了三年，陶老太的腰包也鼓了起来。这还不算，就连别人欠赵老汉的钱，她也顺便收下。赵老汉不干了。随后，老汉一纸诉状告向凤阳县人民法院，要求陶老太归还本应属于他的钱物。凤阳县法院最后判决，陶老太应归还共达11845元的不当得利，将此事划上一个句号。

　　痴情女分手费

　　得而复失

　　王女士与男友李先生的感情一直很好，痴情的王女士明知男友有家室仍与其保持着不正当的交往，而这一相恋就是二十余年，王女士也由一个二十多岁妙龄女子变成了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年龄的增长、身份的压力和男友永远不能兑现的承诺，让王女士越来越疲于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此时，李先生也不想再与王女士继续交往。于是双方签订了分手协议。协议签订后，李先生依照协议约定，将20万元打入王女士的账户。

　　王女士以为从此可以安心过自己的日子了，却不料等来的竟是一纸诉状。原告是李先生的妻子张女士。张女士称，她刚得知丈夫李先生与王女士交往并签订分手协议的事情，而丈夫支付给王女士的20万元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丈夫未经自己的同意就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侵犯了她的合法权益。张女士要求王女士返还这20万元。海淀区法院近日作出判决，判令王女士将20万元返还张女士。

　　无力偿还巨息

　　勒死债主

　　35岁的女子郭悦2008年经他人介绍与尹某相识并发生经济往来，此后她向尹某借款20万用来投资炒外汇，在借款前，双方协议所借钱款按照每月3.3%收取利息。

　　但此后，郭悦炒汇血本无归。一年后，卖了房子的郭悦归还了尹某20万元的本金，但对19万元的“巨额”利息却无力偿还。2012年1月19日晚上，郭悦乔装携带事先准备的放有镇静催眠药阿普唑仑的饮料约尹某至某歌厅包房内，让尹某服用该饮料至尹某昏迷，后郭悦将尹某带至石景山区一洗浴中心内，用尹某的移动电话绳勒尹某颈部，至尹某窒息性死亡。京城某法院目前正在审理此案。

　　张建勋 邵笑整理 J150

　　律师者说

　　法律也是

　　沟通的一种手段

　　12年前张长越刚做律师的时候，财产纠纷的咨询每个月也就有数的几件，甚至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还连开玩笑带揽活：“离婚吧？离婚找我啊！”，搞得哥几个都有点“防火、防盗、防律师”。现在他已是申骏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接案的重点已不在此类案件上，每个月还是会接到十几件相关咨询。北京小伙张晓经朋友介绍跟他咨询了遗产继承的事儿。

　　从律师的角度看，近些年接触的财产纠纷越来越多，有离婚中的财产处理，继承中的财产处置，还有分家析产的案件，占传统诉讼案件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另外，案件的难度也在上升，往往一个法律关系中又隐藏着另外一个法律关系。

　　在他亲身代理的一个继承案件中，就亲眼目睹了因为一件琐事导致一个大家庭的两家兄弟姐妹多年不往来，但最终在法庭上在法官的疏导下重归于好的场面。那个时候，他觉得说法不容情其实并不绝对。很多时候，法律也是沟通的一种手段。

　　中国人传统思维中信奉“家和万事兴”，并且“家丑不能外扬”，分家析产的事喜欢在家族内部按照家庭和伦理的道德准则来解决，不希望诉诸法律，觉得一家人把事情闹到法庭上是很丢脸的事情。这和中国人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有关。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但不强调“法治”，在传统思想中打官司就是不好的事情，有违道义。其实，打官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在国外，打官司是很普遍的事情。而老百姓也很乐于通过诉讼手段解决纠纷，很多简易案件，并不是费时费力，法官利用几分钟时间就能速裁，当事人也能接受。当然，这对法官和民众的法律基本素质要求都很高。

　　进入到现代社会，当民众受教育程度更高，对法律的理解更客观的时候，用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更加的文明，更加的规范。

　　去年，受一个国企的邀请，张长越曾经到国企为其退休干部俱乐部的一些老同志作了一场讲座，题目就是《老年人的财产处置专题》，就老年人感兴趣的遗产继承，婚姻，保险以及借款等做了讲解，原本以为是比较冷的一场讲座，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是人多，来了很多人，其次是大家都很专注投入，讲座之后，还有很多老人问了他很多实际问题。现在确实是法律意识提高了，老年人因为接触法律的渠道少，所以他们有更强烈的需求。

　　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民众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每个个体都需要一个更加规范，更加有效的机制去调整社会关系，只有有一个更理性的解决纠纷的平台，民众更愿意相信这个平台，才会多一份和谐，少一些摩擦。 张建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