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政策”与送霸权

　　龚波，生前在深圳市做城管，但真正的“老板”却并非是深圳市城管局、深圳市政府。却原来，2007年起，该市就已经以购买社会服务方式在全市配备使用城市协管员。龚波所在的公司便是采取“围标”的方式得到了特定街道的城管外包业务，然后大肆收取“保护费”。龚波本人在一次与摊主的冲突中被刺死，一度被渲染为英雄，还曾经被所在公司申请“革命烈士”称号。（8月7日《山东商报》）

　　在焦点事件发生后，关于“城管外包”政策的去留问题，参照深圳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的说法，也是“已经在基层调研并且出了方案正在上报，不能笼统说取消”，“根本没有说要取消，只是提到要加强管理”，就是很可能会继续“给政策”。（8月14日《新快报》）

　　所谓“给政策”，是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就是给予特定部门、群体、个人在特定范围内使用公权力的自由。且这种自由不仅逾越在公权力运行的伦理之外，往往还逾越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体系之外。前者譬如营建免费的主要道路体系本来是公共财政不容推卸的责任，特别在财政收入总额庞大、增速惊人、占GDP比例很高同时，竟然大搞“收费公路”，将道路建设市场化，向纳税人收“买路钱”，至于全世界的收费公路主要在中国，就是违背了公权力运行必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本的伦理。后者譬如龚波这一种情况。

　　特别是后一种情况，根源所在，不仅在于财政收支不规范，至于收入规模庞大却相当部分被挥霍，甚至不仅在于牟利之心太切，至于要急吼吼地开辟新的收费渠道，更在于内部管理失控，至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而不得不采取编制约束，只承认编制内人员是正式工作人员，问题却是尽管编制庞大，吃饭的人多，却总是做事的人少，只好大量使用编制外人员，以应付日常工作需要。

　　众所周知，财政单位实行对编制外人员的“血汗用工”方式，却依然能够有吸引力，一个原因在于诱，就是承诺给进入编制的机会，另一个原因就是“给政策”。龚波属于后一种情况。即在账面上，深圳城管龚波的收入是2000来元，略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流水线上的工人还可以依靠玩命加班来增加收入，而城管龚波，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几乎连加班的机会都没有，他总是要生活的，他有机会将手中的权力变现。龚波去做城管，他所在的公司“围标”争取这一业务，未必是初衷良善，未必不是看中了将权力变现的机会，但换一个角度说，“政府”在“给政策”之先，早应该预见了这种情况的必然发生。在相当程度上，“给政策”就意味着送霸权，是用心险恶的。

　　结果正是龚波如果暂时被认定为做了好事，譬如在他被渲染为英雄时，就荣誉不仅归于他个人，更归于特定部门、整个公权力，而一旦反过来，当恶性事件发生，则必定耻辱全归个人，对于特定部门、整个公权力不过是“临时工干的”。但在具体事件中，具体工作本来就外包给了临时工龚波、市场化企业，好与坏都只可能是他们干的，而特殊利益却绝不仅是、主要不是他们得到了，恶行中确实有无奈处。

　　如果权力是不受约束的，如果财政收支就是混乱、随意的，实际上，无论深圳市或者其他任何一座城市、一个地方，或者会改变“给政策”的具体方式，譬如不再全盘外包，而换作直接招聘大量协管员、临时工等，但本质不会变。即通过不断“给政策”扩张权力、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必要性支出，以满足混乱、随意地支出的需要，在延续内部管理失控、特殊利益泛滥同时，暂时避免系统风险。在此前提下，纵然全部使用编制内人员，其牟利之心的切，其牟利之行的恶，与大量使用编制外人员相比，未必会有什么区别。

　　反之，则不仅权力运行规范，不仅社会运行成本大幅降低，人民生活更加轻松、更加幸福，能够有尊严，更是如龚波这样的人，如果他有心向善，那么他堂堂正正地工作，就必定有相对体面的收入，会拥有平实生活的美丽。换一个时空，换一种可能，不知道具体如龚波究竟会怎样选择，但尽最大可能保证他诚实工作、幸福而有尊严生活的可能，在现代社会是制度的境界。我们之中许许多多人的人生道路上，天堂或者地狱本来只一线之隔。

　　[稿源：红网]

　　[作者：许斌]

　　[编辑：王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