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爆料称,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乱象丛生。据了解,全国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的份额为每年30亿元,许多高职高专院校利用办学自主权与教材选择权,故意选择短平快出版、价格高的劣质教材,将质量好、价格低的精品教材拒之门外。出版社、图书公司为了获得订单,还与高职高专院校部分教职人员合谋,制造后者署名的山寨教材,标出高价再暗地里返还给后者极高的回扣。据称,这种现象让出版社和高职高专院校、教师赚得盆满钵满,而学生拿到手的却是定价高、质量不高的教材,甚至有一些教材别字连篇。(8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按照《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引述的业内人士(某出版社发行负责人)介绍,出版商和高职高专院校合谋从价高质次教材中获利,已然暴露出出版管理部门、教育部门多项监管机制的严重漏洞:
第一,2002年~2010年第二轮高职高专教材规划建设中,多采取作者自主申报选题、专家评审、作者自主编写出版的模式。该位业内人士认为,作者和出版社获得了很大的自由空间,是导致高职高专院校教材编写质量下降的原因。这种理解有失偏颇,教材编写与出版一头一尾两个终端当然需要放松尺度,管得过死只会制造出教师不愿讲、学生不爱听的教材内容;反过来,这两个终端有所放宽与负责任的专家评审、主管部门质量管理结合起来,才能产出高质量、受欢迎的教材。
第二,高职高专教材同一类型读本存在大量版本,有的课程的教材版本达到了数百种,许多版本品种的雷同率甚至高于7成。业内人士称,这是源于不少无资质的出版社利用高职高专院校任课老师评职称、获取经济利益等诉求,而有意推动形成的。在笔者看来,这同样没有找对问题根源,大量价高质次且存在严重抄袭的教材得以公开扎堆出版,跟出版管理部门、教育部门不积极履行监管职责直接相关。
第三,国家规定出版社的版税是码洋的10%,部分出版社为了调动高职高专教授编著、出版教材的积极性,开出码洋的30%~40%作为版税,这不仅让高职高专教材定价直线上升,而且还派生出不少教材编著游击队与小作坊,教材组稿、申请书号、出版印刷、发行回扣等“一条龙”服务链条也已成型。问题是,10%版税的规定因为有违市场竞争基本原则,脱离图书出版业普遍的实际操作已久,早就被证明过时了。
如果说教材教辅实行的编写高版税有什么不合理的话,那是版税与编写质量的脱节,换言之,高质量教材不一定能换来高版税,低质量教材反而可能让相关人等发大财。这种情况与图书出版业其他领域的运作完全不同,究其原因就在于出版体制的严重滞后。出版社单凭书号就可以从书商、图书公司获得巨大收益,却通常不为许多图书的低劣质量担负责任。
《中国青年报》报道中提到的那位业内人士念兹在兹的高职高专教材出版“资质”,实际上就是高校出版社及各省的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一手掌控高职高专教材在内的大中专、中小学教材编写与发行权,这是其传统垄断项目,可以让其教材教辅年复一年赚得盆满钵满,这些出版社本能的排斥竞争,总是希望建立起更高的准入门槛、更低的事实监管,让其在封闭的非竞争环境中维持垄断收益。《中国青年报》当日刊发的另一篇报道引述该业内人士的话称,建议国家主管部门要注意高职高专教材编写出版领域的“重复建设”问题,呼吁“已经由国家有关部门规划的教材选题,原则上不应另行规划”——这就是其抵制竞争、维护垄断权益心态的真实流露。
如果进一步推进出版体制改革,打破出版社垄断书号的制度安排,打破高校出版社和地方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垄断教材出版发行的制度安排,让出版社和图书公司平等竞争,公平接受市场检验;在此基础上推进教材招标采购体制的改革,使之公开进行、公正评审,并赋予教师和学生以一票否决式的评价权;如果出版管理部门严格按照出版管理规定进行量化评估,重罚违规出版社和图书公司,教育部门能够对高职高专教材使用情况介入监督,怎么可能出现上述荒谬现象?
[稿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王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