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首赴外地做少年犯社会调查

老支书张福宝（左）带北京法官到少年犯家门口。本报通讯员张笑铭摄

　　非京籍少年犯一旦被判缓刑，既纳入不了本市社区矫正体系，法院又无法监控其行踪和监外服刑期间的表现，脱管、漏管现象严重。因而，本市法院在审判非京籍少年犯轻微犯罪时，对于同样年龄、同样犯罪事实的外地孩子和北京孩子，往往“内外有别”，对于外地孩子有时宁可判短期实刑也不判缓刑。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使外地孩子也有可能“在家服刑”，市一中院少年法庭法官赖琪远赴河北崇礼县，调查一名少年犯郑石头（化名）在老家的成长及家庭情况。虽然，在昨天的宣判现场，郑石头没有能够获得缓刑，但是北京法院对外省籍未成年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的首次尝试，使得外地孩子有机会得到和北京孩子一样的待遇。

　　■父母逃避

　　儿子开庭不到现场

　　郑石头自小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北京，由于缺少监管，他15岁就混入了门头沟的一个“帮派”。2011年4月8日，16岁的郑石头参与了在头沟区三家店金福龙缘娱乐中心附近的一起群殴，郑石头所在的一伙人，将对方中的一人刺伤致死。最终，郑石头和其他两个未成年人一起，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诉至市一中院，另外4名参与此案的成年人被另案公诉。

　　赖琪法官回忆第一次见到郑石头时的情形，身材中等，不胖不瘦，留着板寸，看上去老实巴交。

　　郑石头在北京的日子并不好过，一帮小弟整天跟着“老大”挤在一间出租房里，吃泡面为生，“老大”一招呼，就要跟着出去打架。

　　开庭前，赖法官已经和郑石头父母电话取得联系，他们也表示会依法出庭，但是庭审当日，两人的手机都打不通了。从事未成年案件审判多年的赖法官明白，某些经济条件差的父母一听说要赔钱，往往会选择逃避。

　　开庭时，郑石头的父母没有到庭。按照正常的流程，遇到未成年监护人不到庭的情况，法庭在确认相关送达手续之后就可以直接宣判。但是赖法官考虑到郑石头属于未成年人，应该在庭前对其家庭情况、生活背景、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从中判断其以往的品性，了解是否存在给予其缓刑和开展社区矫正的条件。于是赖法官决定远赴几百公里之外的郑石头原籍进行社会调查。

　　■河北调查

　　乡里保证帮助其就业

　　7月24日，经过4个多小时近300公里的行程，赖法官一行首先到达崇礼县驿马图乡，并向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以及该乡的司法所负责人张斌进行调查。

　　赖法官说：“一个孩子进监狱和回家改造，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大家都能帮一把手，让孩子进行社区矫正，孩子应该可以更快走回正途。如果孩子获得缓刑，咱们乡能不能对他进行矫正监管？”

　　“行！驿马图乡正在逐步开展矫正工作，目前很难落实到村，虽然没有过先例，但我保证依法严格监管。”张斌承诺，如果郑石头回来，首先帮助他就业，并且一定每个月定期和他谈话。

　　随后，赖法官一行又赶赴10多里之外的郑石头老家小水泉村。老支书张福宝带着赖琪走到郑石头家门口，院子里的杂草半人高，房上的瓦都烂了，屋里爬满了潮虫……“郑家老小，好几年没有回来住过了。”张福宝告诉赖法官，郑石头的父母在郑石头两三岁时就到北京打工，很少回来，郑石头跟着爷爷奶奶干农活。后来，爷爷奶奶也到北京打工，把郑石头一起带走了。

　　“每年村里收麦子的时候，郑石头家一般会回来人，我到时把他们留住。”张福宝说。

　　■未获缓刑

　　少年犯被轻判5年

　　昨天上午，赖琪法官对郑石头的案件进行了宣判。由于郑石头是受他人纠集和指使而参与犯罪的，参与程度不深，主观恶性不大，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属于从犯，因此法院从轻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另外两位北京籍的少年犯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和4年。

　　对于前往河北所进行的社会调查，赖琪法官表示，由于没有能够找到郑石头的家长，而且当地司法所最终也没有向法庭呈交一份有关郑石头的社会报告，因此可以说这次的社会调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没有能够对案件以及对郑石头的审理起到帮助。

　　本报记者孙思娅

　　■政策背景

　　庭前社会调查有利于量刑

　　一中院少年庭庭长杨跃进介绍说，为了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一中院联合市检一分院、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等多家单位座谈，并根据协商成果制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社会调查的若干规定》，要求审判人员在审判工作中，主动委托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部门开展庭前社会调查，全面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等因素，将调查报告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参考。此前法官都是对北京本地的少年犯进行社会调查，这是首次开展外地未成年犯的社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