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终结“隐性福利”

　　“隐性福利”近年来屡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每一次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或质疑。如位于北京闹市区、仅为市场价1/8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给500元话费的内部手机号，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元的机关幼儿园等。而最近一个例子则是审计署披露的:2011年，中科院以项目名义给在编职工发放近亿元福利。(8月14日《中国经济周刊》)

　　民营企业为员工发放再多的福利也不会有人质疑。而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为职工发放福利，必然会引发质疑，这是因为，要么是拿公共财政资金发福利——增加纳税人负担，要么是拿预算外资金发福利——以权谋私;而国企发放福利，则是动用了国企利润、全民资产。所以说，所谓的“隐性福利”，就是一种“腐败福利”或者“隐性腐败”。

　　在一个走向法治、走向透明的社会，泛滥的“隐性福利”——超越制度的福利、不透明的福利、少数人的福利，无疑是逆向而行，背离了法治与透明。因此，亟待诊断病因、下药治疗。

　　在笔者看来，“隐性福利”大量存在不外乎三个原因:其一是“隐性权力”。无论是吃“财政饭”的政府部门，还是管理全民资产的国企，之所以能给自己的职工发放各种福利，根源就在于动用财政资金、“小金库”和国企利润给职工发放福利的各种特权不受监督和制约。如果对预算资金严格监管监督，彻底清理单位 “小金库”，详细公开国企利润流向——当权力受到制约时，某些部门和国企想发福利恐怕都没有机会。

　　其次是“隐性规则”，即某些部门和国企在国家制度之外制定了自己内部的利益分配规则。比如，一年几次公款旅游，一年发几次购物卡，职位越高享受的福利分房面积越大——不把国家相关制度放在眼里，而是把内部规则看得很重。有些内部福利有不成文的规则，已形成惯例;而在住房等重大福利分配方面，则有成文的内部规定。

　　其三是“隐性资金”和“隐性资源”。很多单位发放福利的资金，除了在预算表中列明(如住房补贴)外，要么来源于财政预算但隐藏在预算表的其他项目中，要么来源于预算外资金。原因就在于财政预算透明度不够，预算外资金太多，让某些单位发放福利有了资金保证。此外，部分国企发放福利，多是利用国有资源，比如，国企利用自己占有的土地资源集资建房，然后内部分配。

　　笔者以为，治理“隐性福利”的根本办法是制约“隐性权力”，这就需要各级人大发力，既要通过立法消除制度缺陷，也要严把财政预算审批关。笔者建议，不妨把超越国家制度发放福利的行为入罪，按贪污罪论处，因为某些单位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金为少数人谋私利，与贪污公款没有多少区别。也只有让各种“隐性权力”显性化，“隐性福利”才能走向末日。

　　冯海宁(北京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