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央说出广州百姓的感受

荔湾区昌华派出所副所长刘奕鹏。

　　广东政法界唯一基层十八大代表 荔湾区昌华派出所副所长刘奕鹏

　　广州市荔湾区昌华派出所副所长刘奕鹏日前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是整个广东政法界唯一一个来自基层的十八大代表。

　　刘奕鹏，1974年出生，现年38岁，1998年7月入党，毕业于广州市警校，从警17年，历任荔湾区昌华派出所西关大屋社区民警、昌华派出所副所长。提起刘奕鹏这个人，荔湾区西关社区的居民们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刘奕鹏创新社区警务方式，实施“大喇叭、小哨子、报警器”工程，社区刑事治安发案逐年下降，入室盗窃案连续多年来一直保持零纪录，社区群众满意率达96%。他发明的3块钱“简易报警器”，被认为针对老区入屋盗窃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为广州市民所熟知。他的理念甚至还得到香港警方的认可，香港警方曾专门派人过来学习借鉴。

　　作为整个广东政法界唯一一个来自基层的十八大代表，刘奕鹏在与本报记者对话时坦然压力很大，“既要反映公安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又要反映基层人民的呼声。”他认为目前诈骗案猖獗，群众受影响很大，公安办案又困难重重，他为此专门做了调研准备上京提议，希望国家层面能加强立法和监管。

　　文/记者 陆建銮 实习生黄苗

　　图/记者 邵权达

　　建议电话实名制

　　国家层面监管电信诈骗

　　记者： 这次上京，有没有准备向中央建言献策？

　　刘奕鹏：我们社区有个老婆婆，被电信诈骗了30多万元，想死的念头都有了。现在社会，电信诈骗案猖獗，对群众影响极大，老人家容易上当，被骗的是“血汗钱”、“棺材本”，群众对打击电信诈骗呼声很高。但实际公安机关办案难度很大。我既是一名公安代表，也是一名来自基层的代表，是双重身份的代表，所以我的提议应该既包括公安的呼声也包括基层人民的呼声。我准备向中央反映，要在国家层面能加强立法和监管电信诈骗。

　　记者：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越演越烈，群众反映确实很大。你认为公安在办理这类案件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阻碍？

　　刘奕鹏：立案难、办案难、破案难。按照目前的情况，诈骗不成功的难以立案，有的市民收到一条明显的诈骗短信，来派出所报案，但由于一时找不到受害人，就很难立案。而诈骗成功的案件，虽然可以立案了，由于其非接触性，很多诈骗方法、转账交易等都是通过电话或网上实现，公安又很难找到犯罪分子。有的即使破了案，赃款仍然难以追回。

　　案发时，想紧急冻结资金，但银行的手续又非常繁琐，很可能办完手续钱就已经被人全部转走了。公安接到诈骗案后， 要进行笔录、核查、立案、申请冻结、报告审批，然后再交银行审批，银行又要经过多个环节审批，然后才能实施冻结。整个过程繁复，可能耗时一天，这样下来诈骗账户内的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如果犯罪分子的赃款账户在外省的银行，警察还要出差去办手续，那更可能都追不回来了。目前，广州公安与银行有一个快速冻结联动机制，但仍然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警察为了帮受害人冻结账户，很可能要用自己的人情，找关系，好说歹说做各种保证，让银行开绿色通道进行快速冻结，才能让受害人避免受到损失。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亦未必受法律法规所保护。

　　记者：你认为，应该有一个机制，让公安办案时能迅速冻结银行账户内的钱？

　　刘奕鹏：从我个人看来，应该加强宣传力度，提高群众意识，加大打击力度，但这些都属于“亡羊补牢”不能治本。要想治本，还应从国家层面出发，制定相关制度，如对于一些银行固守成规的现象要令其配合，如影响破案要负一定责任。同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快速冻结程序，比如公安提出冻结，银行可以暂时冻结一段时间，比如24小时，让公安提出证据办完手续，这样可以防止嫌疑人快速将钱转走。当然如果遇到有公安借权力乱冻结的情况应果断追责。

　　记者：除此外，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议？

　　刘奕鹏（拿出一沓资料）：之前新闻已经公布了中国人一年被诈骗损失300亿元，我自己正在调查调研，也在和公安大学的教授还有其他省公安系统十八大代表交流，争取得出更加详细精确的数字，然后提出建议。第一，电话实名制。市民在接到陌生电话时，完全就可以置之不理，警方通过实名制的电话，也能容易地追查到诈骗的源头。第二，制止一人多张信用卡现象。目前，滥发信用卡现象明显，有的人一人拥有多张信用卡，有的人出卖身份证给人办卡，这种滥发的卡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来克隆或诈骗。银行可以加强对办卡人资料的核实，以及限制每人办卡的数量，一人2张或者一人3张，相信可以有效降低诈骗犯案率。

　　社区防控新尝试身份证刷门禁

　　记者：你是社区防盗方面的专家，有没有一些新的点子带给大家？

　　刘奕鹏：说到社区防控、防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老大爷戴个红袖章、拿个大喇叭在街上巡逻，遇到贼眉鼠眼的就吹哨。这种就是公安做社区工作总是提的“群防群治”，强调民力。但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老大爷在追贼时受伤、在巡逻时晕倒，这怎么办？公安机关怎么赔？现在市民有很强的维权意识，即使老大爷不追究，他的子女也可能追究。这在实践里头产生很多说不清的问题，终究不是一个成熟的方法。

　　我认为，目前应该由“群防群治”逐渐转变为科技强警、科技防治，强调科技。目前我打算在我们社区试点实行身份证门禁，即进入社区要刷身份证，上面的信息直接连到公安机关，遇到逃犯等就会直接报警。社区这个月就可以正式实施，如果试点成功将向全市推广，这也算是人海战术向科技过渡的一个转变的尝试吧。

　　身份证录入信息全部会自动进入公安的数据库，而不是交给小区保安。这些信息与公安的数据库联网，可以进行逃犯比对等。外人是无法随意查看浏览的，只有在公安需要破案或者追捕逃犯的时候才会提取个别数据进行比对。

　　记者:作为基层代表，你对民生方面有什么看法？

　　刘奕鹏：身为一名基层社区民警，我在工作中和老百姓接触最多，我想把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情况带到北京去，我身处社区，会把我观察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想法向中央反映，让中央知道。我会着重反映改革开放与社区老百姓的关系，经济增长与个人收入的问题。当前社会形势下，社区老百姓的幸福感逐步提升，政府的职能转变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老百姓在享受政府的各种福利。两年前，我建议把荔湾湖公园南门的一块地作为居民的休闲场地，经过一年多的东奔西跑终于得以批准，没想到两年后整个广州的公园都免费开放了，政府这一做法让很多群众得到了实惠，市民幸福感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