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成见源于西方话语权强大

　　央视网记者蔡幸伦撰稿

　　编者按：曾获“2011年度台湾最畅销的历史著作”的《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今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上市。其作者齐锡生，早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赴美国修读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他的研究重点包括中国近代内政及外交、国际关系、军备战略等问题，着有《中国的军阀政治》。

　　近日，在一个文化沙龙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汪朝光、王奇生和黄道炫研究员以及多位媒体记者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今年6月出版上市的《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强调中美“互动关系”

　　齐锡生先生在《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的自序中写道：“本书最基本的愿望，不是在于面向目前的学术成果去做翻案文章，也不是为了历史上的某人某事去做专题性的更正工作，而是在中文和英文两部份史料的基础上，全面性地重新去梳理战时中美军事合作关系，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史实叙述，特别强调的方法论是两国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京报》的记者张弘认为，《剑拔弩张的盟友》有两个特点，一是纠正以往美国和其他国家那些所谓的汉学家对这个事件的研究以及很多史料解读的错误；二是作者利用了很多中文的档案，和英文的材料形成了一个对照。在以往同类的研究里面，美方的学者通常只运用美方资料，基本上是一个单项度的一个研究。而齐锡生利用他中西教育背景的优势，特别强调要把蒋介石和史迪威两个人之间关系的互动描述出来。

　　中美成见源于西方话语权过于强大

　　谈到为何国外研究对中国近代史有许多误解和误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表示，除了语言的障碍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话语权的过于强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研究员汪朝光也表示，正是话语权上的强势导致中西方研究的不平衡。他提到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在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时，都不注明研究的出处，这说明西方以往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轻视。在场的学者都同意，作为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台湾学者齐锡生，他可以利用他中英语言、文化背景上的优势，对太平洋战场上的中美关系做出新的描述。

　　但另一方面，汪朝光教授又提出，《剑拔弩张的盟友》并没有出版英文版，一个纯中文版的著作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西方学者的看法，仍然是存疑的。西方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中美关系的一些误判和偏见能不能在短期内改变，这个可能也不容乐观。总的来说，汪朝光教授对齐锡生能否依靠《剑拔弩张的盟友》这样一本中文著作来改变西方对近代中美关系的成见，依然有不少疑问。

　　民族主义情绪的涌动

　　三位学者都认为，由于齐锡生先生希望借着《剑拔弩张的盟友》向国外学者就中国近代史研究建立对话，在期望改变外国学者成见时，他在书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民族主义的情绪。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汪朝光教授对齐锡生在书中透露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示理解：“这是人文学科的特点，我不认为人文学科里有客观的研究。因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主体是人，你研究的也是人，人都是有感情的，一旦用感情去研究，一定有情感的色彩，所以这很难做到所谓纯客观。”

　　还有媒体朋友提到，尽管齐锡生表示，他不是要写一本颠覆历史的著作，但是《剑拔弩张的盟友》确实是有颠覆性的。这种颠覆性就在于他希望扭转西方社会包括中国本土对那段历史的一些成见和误解。汪朝光教授认为，这种颠覆性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的一个扭转，有的时候，在扭转的过程里面，确确实实会容易导致方向的倾斜，这个其实是作者在写作时最应该注意的。”

　　忽略中美文化心理的隐匿层面

　　王奇生教授认为，如果齐锡生把蒋介石的心态放在一个正常人的心理去考虑，结合他整体性格去分析，《剑拔弩张的盟友》的内容和逻辑可能会更加贯通。不能忽略蒋介石由于从小生活在“孤儿寡母”环境下形成的自尊，敏感，多疑的性格。

　　其次，除了要引入蒋介石的个人心理分析，对中美两国文化上差异的理解也必不可少。汪朝光教授举了一个例子：“蒋介石当时答应了给史迪威充分的指挥权，史迪威就理解为既然蒋给了我指挥权，那么我就有权利去指挥。但是在蒋介石的理解中，这只是一种”情面“，他说给你指挥权，实际上只是说在我的统领之下给你指挥权。”两人文化上的理解不同，就造成了后面很多的冲突。这说明一个事件背后有中美文化、心理以及各方面因素的差异，《剑拔弩张的盟友》的一个问题在于，齐锡生没有更多去关注和理解美国人的想法，而是基本上按照蒋介石的判断去判断。汪朝光教授认为，如果引入文化上的心理分析，整本书的解释性会更强一些。

　　无视大陆研究

　　尽管齐锡生先生在书中强调中美的平等对话，并引用了大量的中文资料，但是黄道炫教授发现，齐锡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够重视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两岸的沟通仍然不足够，台湾与大陆双方之间对对方研究的了解也远远不够。他提到《剑拔弩张的盟友》里的许多观点其实与自己的著作《滇缅战争》里的结论不谋而合，甚至一些自己已经提出的观点，齐锡生先生在书中也没有讨论到。这反映出他确实没有重视大陆这边的研究成果。

　　王奇生教授也表示，尽管大陆在1990年后对中国近代史确实有不少比较浮夸不实的研究，但是还是有不少很优秀的个案研究，一些在《剑拔弩张的盟友》中提到的观点，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我注意到书里说到，国民党把国军这个精锐部队集中在云南，会影响到豫湘桂战役的正面战场。其实这样的看法，十年前中国就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

　　齐锡生先生在《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的自序中还提到：“一方的行为不但会引动另一方的反应，即使是一方对事实的误解或是对另一方动机的误判，也会引动一连串后继的误解和误判的结果。就象是一盘棋局或是一场拳击一样，只有当学者们把双方的行为和动机都充分描绘出来时，读者才能看清楚这个活动的本质。”齐锡生先生认为，西方社会对中美近代史的误解源于语言的不通与资料的缺失，因此，他希望利用自己中美文化的背景优势，使这本书成为中美就其关系之间的“对话者”。

　　但是，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凑效呢？

　　结语

　　正如上述学者提到的，西方对近代中美关系史的成见，不仅仅源于语言不通，更是源于中美文化心理无法避免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通过西方话语权的强势得以强化。要破除这种长期的成见，又岂是几个观点或者一个理论就能做到的？

　　再观察现代社会，我们更是不难发现，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成见，不仅仅只针对历史。西方社会对中国崛起抱有的强烈反感与恐惧，近期发表的南海声明，修改的中美防卫指针，显然不能只用一句“语言差异”就解释过去。正如黄道炫教授所说，当美国把史迪威调走，让魏德迈来协调中国事务，在面对同样的人际关系，同样的客观条件下，中美关系就得到了缓和，更加喜欢倾听中国人声音的魏德迈取得巨大的成功。这说明“语言差异”根本不是中美关系变化的原因，原因只在于“人心”。

　　看来，在西方强势的话语权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美关系都只能显得如此微妙。“剑拔弩张的盟友”，定义的或许不单单是太平洋战场上的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