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立法更需要执法文明

　　□赵志疆

　　近日，深圳市人大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市民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论证会，组织市民代表、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对该条例的草案论证稿进行讨论。这部有可能成为全国首部市民行为规范法规的条例规定：拟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8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城市中的不文明现象可谓多矣，当道德规范不足以约束个人行为的时候，立法解决的声音日渐强烈。对于惩治不文明行为而言，上升到法律高度无疑更加持久而有力，以此来看，深圳市此番为文明立法确有其积极意义。

　　一提起立法惩治不文明行为，很自然地令人联想起新加坡。在这个以严刑峻法闻名的国家，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禁止”的告示牌，上面标着违禁罚款的具体数额，如乱丢垃圾罚款1000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新元，酒后开车罚款10000新元并监禁1年。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曾为严刑峻法解释称：严格的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先锋，有了良好的法律，社会才能产生良好的秩序。

　　新加坡之所以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不仅在于严刑峻法，更在于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坚守。无论寻常百姓还是高官富贾，触犯法律必然遭受处罚，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当属置克林顿屡屡求情于不顾，鞭笞触犯法律的美国少年。至于执法者，更是遭受着严格约束，一方面，详细具体的法律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徇私舞弊的空间；另一方面，“有罪推定”原则的实施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如履薄冰。也就是说，新加坡的严刑峻法，首先约束的是执法者，然后才能保证法律不会在执行过程中跑调变味。

　　深圳市此番为文明立法中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由城管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处罚。有意思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深圳城管正因为城管外包遭受着巨大的舆论质疑。城管外包的去留与否姑且不论，其中暴露的不文明执法行为，乃至执法犯法现象都显而易见，而这些似乎早已算不得什么新闻。因此可以看出，文明立法论战正酣之际，如何确保执法者的文明执法，显然比细枝末节的罚款标准更值得关注。

　　实际上，由城管来执行这样的法律，本身就容易引起质疑。现代城市中，城市管理应定位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严刑峻法的执行者。因为角色的模糊不清，城管这个行业已然遭受巨大质疑，其松散的内部管理也已暴露出很多问题，再度放权是否会加剧公众不安？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将执法权从城管手中收回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想说，无论谁行使这样的执法权，其行为都首先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和检验，恰如培根在《论司法》中所说：“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地运用它。”

　　深圳在全国首开为文明立法先河，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不过在征求民意的讨论中不应省略这样的内容——— 执法者应该受到怎样的监督处罚，如何保证他们的文明执法？执法文明是文明立法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这样最基本的前提，片面纠缠于条款取舍、罚款细则毫无意义。希望深圳在文明立法的同时，也能做到文明执法，唯如此，立法治理不文明行为才能获得最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