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制度——与周保松先生商榷

　　王建勋

　　前不久，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学者周保松先生发表了题为《市场、金钱与自由》的文章。他称：“我质疑的方式，主要通过概念分析来进行。具体点说，我并不反对市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也不反对自由的重要性，但我并不同意它的结论，即市场是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最好的制度。”那么，周先生的质疑能否站得住脚呢？

　　“没有钱就没有自由”？

　　首先，他批评了认为贫穷与自由无关的看法。在他看来，金钱与自由密不可分，“没有钱就没有自由”。他举例说，坐地铁、到餐馆吃饭、去超市购物都需要钱，如果没有钱想强行交易，就会被保安或者警察阻止。他据此得出结论：“没有钱，你就没有自由做你想做的事，因为如果你坚持做，就会受到外力干预。唯一能令你免去干预的，是钱。”

　　这一说法令人诧异，因为一个人不付钱强行消费当然会受到外力干预了。这种干预怎么就等同于“没有钱就没有自由了”？如果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不强行消费，谁会干预他的自由？

　　为弄清个中缘由，需要看看周先生的自由观。在他看来，自由意味着“能够免于限制而有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句看似与伯林意义上消极自由区别不大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混在了一起。

　　其实，“免于限制”本身已经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而周先生定义的后半句“而有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或许表明他认同或者部分认同积极自由，即能够做某件想要做的事或者实现某个梦想的自由。如果他认同伯林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话，他“不反对市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的说法就存在问题，因为市场自由主义否定积极自由。

　　退一步，即使周先生对自由的定义可完全等同于消极自由，他的论证也令人费解。在他看来，因为一个没钱的人强行消费就会被制止甚至被抓起来，所以没钱的人是不自由的。这种说法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状态。如果一个人身无分文且未实施任何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等行为的话，没有人会强制或者限制他，他的自由丝毫不会减少，尽管他可能会遭受饥饿或者寒冷。怎能说一个没钱的人就没有自由或者自由更少呢？

　　只有当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实施了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等行为时，他才可能受到监禁等法律上的惩罚，他的自由才可能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自由受到限制不是因为他身无分文，而是因为他实施了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等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自由或者权利。这时，对其自由的限制是正当的，因为没有人享有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的自由，没有人享有免费坐地铁、吃霸王餐或者攫取超市物品的自由。

　　在法治社会里，自由意味着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一个人在享受自己自由的同时，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没有人享有侵犯他人自由或者权利的自由。正如洛克等理论家所强调的，自由并非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受制于人们自己同意的法律，即法治下的自由或者“有秩序的自由”。如果一个人享有侵犯他人自由或者权利的自由，那在这个社会中不仅没有自由，而且没有秩序，人们根本无法自由而和平地共处。

　　周先生假定所有没钱的人都会实施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等行为并因此失去自由，此说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经验。事实上，很多没钱的人宁可选择乞讨，也不会实施侵犯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等行为，因而不会失去自由。尽管乞讨让人感到没有面子，但不能说一个乞丐就没有自由，否则就是对“自由”一词的误用和滥用。既然如此，怎能得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的结论？

　　不应误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其次，周先生认为，市场与其他经济制度一样，以特定方式“界定了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因此“有必要检视市场的道德正当性”。“不能想当然地假定市场竞争导致的任何结果，都必然公正……”

　　其实，市场从来不“分配”资源和财富，而是一种自由交易的机制与平台。市场的道德正当性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平等性，即市场上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论一个人权力多大或者财富多少；二是它的自愿性，即市场上的每个交易者都是自愿的，没有人有权强迫他交易或者不交易。如果道德正当性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离不开人们的自愿同意，那么，市场无疑比其他经济制度更具道德正当性，因而也更加合乎正义。还有比平等自愿基础之上的交易更加接近公正的经济制度么？

　　关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周先生认为：“市场在国家之中，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一部分。市场的游戏规则，由国家制订，并由它以强制性法律保证其有效运作。”“没有价值中立的制度，没有离开国家的市场。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要怎样的干预。”

　　在我看来，周先生是将国家为市场提供的制度支持误以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并认为这种干预不可或缺。的确，市场的运作离不开国家，离不开国家对财产权的保护和对契约的执行，但这仅仅意味着国家可为市场的运作提供必要的法治基础。市场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预主要是对某些领域的行政垄断、管制以及对价格的控制等。该理论认为，保护财产权不是干预市场，而是确保市场的运转；在某些领域实行行政垄断或者直接控制价格等，才是干预市场。

　　应对贫富差距的合宜之道

　　秉持财富决定自由的看法，周先生力主财富再分配，这是其文中第三个核心论点。他说：“财富的多寡直接影响自由的多寡，所以财富的分配，同时是自由的分配。当政府通过征税进行财富转移及提供广泛社会福利时，这样虽然限制了纳税者的部分自由，但同时却增加了许多穷人的自由。”“如果市场竞争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而这差距使得许多穷人享有的自由变得极为有限，那么合理的财富再分配就不仅使得社会更公平，同时也是以一种相对平等的方式来分配自由。”

　　前文已指出，财富的多寡与自由的多寡毫无关系。财富从来都不是“分配”的结果，而是自愿交易的结果。自由更不是“分配”的，法律上规定的各种自由，并不意味着法律“分配”或者“赋予”了人们这些自由，而是意味着确认或者认可了人们这些自由。自由先于法律，而非相反。

　　周先生可能会说，不进行再分配如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首先去考察贫富差距的原因，对于那些因为体制不合理或者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贫富差距，恰当的选择是变革体制或者减少干预。其次，即使解决了体制性问题，贫富差距依然会存在，因为人们在禀赋、勤奋程度以及运气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对于这种原因导致的贫富差距，我认为解决的办法之一是通过社会互助和民间慈善。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