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答卷 “看不见”的触动
200多篇新闻稿件、31条电视新闻作品、100多篇心得日志、几千幅新闻图片，这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2011级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们交出的“看得见”的实践答卷。
6月29日至7月18日，三所高校的107名同学分成4个支队，在中宣部、教育部、中国记协的组织下先后从北京出发，分赴949公里外的陕西延安、1530公里外的四川汶川、2900公里外的广西百色、2292公里外的贵州遵义，每个支队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一周的实践不仅留下了“看得见”的新闻作品，更给同学们的思想和内心带来了“看不见”的震撼和触动。
革命遗址感怀红色传统
土坯房、小方桌，即使在白天，不开灯依然很昏暗，这就是始建于1941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礼堂。在这个简陋的会议室里，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出兵东北”等重要决议。
“老一辈革命者的坚定信念，是促使革命最终胜利的最佳解释。”置身革命圣地延安的枣园与杨家岭，人大国新班的李宇同学不禁感叹。
7月1日，中国传媒大学国新班师生来到遵义会议旧址，重温入党誓词。张丽敏同学激动不已：“这不是作秀，不是形式，而是对我们每个年轻党员思想和灵魂的洗礼。”
7月3日，在中国女红军纪念馆，钟薇同学被女红军王泉嫒的故事深深打动了。1935年，早年参加革命的王泉嫒在长征途中认识了志同道合的王首道，两人相知相爱，但结婚第二天就被迫分开，再次见面已是五个月后，而这仅有的“再见”竟成了诀别……钟薇说，红色革命路上浪漫、悲戚的爱情故事，带给她的不仅是震撼，更多的是对现在来之不易幸福生活的思考，思考如何珍惜它，如何在这美好的时代里做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当代女性。
“我要到基层来接受教育”
王文雨是清华大学国新班的一名普通同学，之前，这位南京姑娘的烦恼不过是女孩子的减肥、感情，还有找一份高薪的工作。“现在我必须开始思考，我能为基层做什么？”百色之行后，王文雨很认真地说出这句话。
王文雨的师兄，现在百色市平果县做选调生的曾维康的毕业论文《农民中国》给了她很大冲击。曾维康在论文中写道：“当我们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解和发现问题，用笔头与真心反映出来，就有可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甚至获得解决之道，尽管这可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王文雨说：“如何实现这个过程，现在成了我新的烦恼。”
徐文擎同学则将百色称为真正的“大舞台”，她说：“在这里的每一天，我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都在告诉我，我要到基层来接受教育，了解真实的中国。”
最令清华国新学子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平果县的一个小村庄，由于交通不便很少外出，一些已经读小学的孩子甚至不清楚今年是哪一年。震撼不言而喻，正如杨云康同学所说，对于大部分长在城市的他们而言，这是“一次用心体察中国农村国情的旅程”，但更重要的是去思考：如何改变这种贫困的状况？这才是“千里之行”的意义之所在。
真心倾听被采访者的故事
7月12日，清华国新学子在百色正式开始实践的第一天。在平果县的座谈会上，危炜向县委书记韦周凡提问平果县培养选调生的先进经验。
“你愿意来平果当选调生吗？”书记反问。
“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众目睽睽之下，危炜硬着头皮回答。
“那我不回答了，太伤我心了。”书记“反客为主”地调侃。
之后几天，危炜一边实践一边认真思考了县委书记的问题。她在日志中追问自己：“如果是我，在杀出高考的独木桥、看过都市的霓虹闪烁之后，还愿意将自己的青春韶华挥洒在一座西南小县城吗？我的顾虑是什么？那些选调基层的人为何能义无反顾？他们怀抱怎样的期许？现实又是怎样？今后有何打算？”
由书记的问题而起，危炜和小组同学逐渐理清了“选调生”这个新闻选题的思路，最终写出的稿子《选调生：我有很多事想做》得到了老师的好评。她在事后总结说：“多亏书记的反问，才让我们在采访之初就放下‘隔岸观火’的立场，将心比心，带着耳朵和真心倾听被采访者的故事，理解他们的处境。”
就是在这样的点滴磨练中，同学们逐步提升着自己的新闻专业素养。
实践之时，正值三伏酷暑，汗流浃背的同学们热情却很高，在百色、在延安、在汶川、在遵义，他们路上讨论选题、白天采访拍摄、晚上总结点评、深夜写稿编片，有时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每到一处，不仅对基层官员、讲解员“打破砂锅问到底”，还到车间、到地头、到农户家认真去倾听。
在采访平果县一个门业工人之后，郭梦君同学感慨道：“新闻工作者要着眼细微处，挖掘、调查、还原真实的细节，但也不能仅停留于细节，而应该具有开阔视野和宏观思维，以小见大，从细微处把握社会脉搏，反映社会宏观问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所说，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是一次新闻工作的寻根之旅，一方面锻炼了新闻业务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和基层的接触和交流，让新闻更加“接地气”，接近人民群众，接近真实的生活。（本报通讯员 杨丽娟 本报记者 王庆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