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名孩子来到大理南国城东盟玉石城门口替父母讨要工资,其中最小的仅5岁。他们的父母6年前曾在南国城项目打工,开发商拖欠1000多名农民工工资达2000多万元。(8月16日《春城晚报》)
有媒体评论学童讨薪是“无奈的创新”。笔者同意这种判断: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进而引起更高级别行政部门的关注,这些农民工及其关联方不得不出此有“创意”的讨薪之策。学童讨薪的无奈和“创新”几乎全部折射出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普通公民权利受到有权势个人,有实力的企业、财团,有权力的行政部门、司法机构侵害时所遇到的维权困境。
这些普通公民被侵权的内容可能各不不同,但他们维权过程中的遭遇却可能往往类似。以公民P讨薪为例,他先找行政部门A解决,A部门说这事不归他们管,应该找B部门;找到B部门,B部门说那种情况归我们管,这种情况归C部门管;C部门终于管了但说负责的D领导不在,过段时间再来吧;终于有一天等到D领导上班了,D领导说这件事需要向E领导汇报,然后再研究决定怎么处理;好不容易见到E领导了,他说你这个事情是在F任上发生的事,当时负责的F同志都调走了,我们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如果公民P走法律程序,可能在赢得官司后却面临执行难的问题。
正因为,通过行政部门、司法机构维护自己权利的概率和胜算太小,所以普通公民常常想出很多非同寻常的维权方法:有超级幸运的,如农民熊德能在总理的关照下,拿到自家的薪水;有胆子大的,跑到立交桥、高楼大厦上以死一搏;有善动脑筋,利用媒体舆论的,或向河神跪拜、或让学童出来讨薪……不论是哪一种维权方法,其结果总是偶然的。毕竟,不是每一个权利受侵害公民都有机会请总理帮忙维权,也不是每一次跳楼、割腕能换来迟到的正义,也不是每一次维权“创意”都能进入媒体的法眼、激发舆论的力挺……
普通公民维权的根本依靠是:行政部门的作为、勤勉、高效和廉洁;司法机构公开、公平、正义的作为,以及建立在这种作为上的全民信服——法律,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当前普通公民维权艰困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权威尚未根本树立,正义之旗远未高高飘扬!
[稿源:红网]
[作者:岳伍东]
[编辑:王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