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我当每一个笔下人都活着

　　晚报记者 谢正宜 摄影报道

　　他是大热历史纪录片《辛亥》的总撰稿，去年由三联出版社推出的《辛亥年》堪称当年“主题出版潮”中屈指可数的上等佳品；他以细节拼贴历史，以思索对话故人，以情怀隐于笔端。

　　祝勇，一个尚未在大众眼里大红大紫，著作却早已在圈内有口皆碑的创作者，于今年上海书展带来其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大师的伤口》，用独到的现代视角，对包括鲁迅、沈从文、巴金、舒芜在内的文学大师进行反思和重述。

　　在报章细节中回到现场

　　《辛亥年》中，很多读者对祝勇描述的开篇印象深刻：开年的一场鼠疫，具体到每一个人名，每一条街道，无一不详实有据，祝勇极为细致却并不枯燥的描述，使得当年事当年人，历历如在读者眼前。而他的作品中，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车站、船票、背影，以细节为名的章节文字，都让人得以在真实感中一览历史画卷，品尝历史余味。

　　“越是宏大的历史观，越应该落实到细小的事实中。 ”不像大多数研究者从书本到书本的“学术旅程”，祝勇的考据，多在报章之间：“当时已经开放报禁，对于那场鼠疫，很多对辛亥年的描述中都鲜有提及，但这的的确确是当年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帝国衰亡的开端，当时报章中，连篇累牍，都是关于此事的报道，死了什么人，重灾区在哪条街，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在拍摄纪录片《辛亥》时，我和导演一起去国家图书馆查阅清末报纸如 《申报》、《顺天时报》，不仅看头版头条，连细枝末节也不放过。对于某些历史学家来说，结论是主要的，而对于我来说，只要呈现恰当的细节，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形成自己的结论。 ”

　　曾游学至旧金山伯克利大学，其大学图书馆，是祝勇考据报章的重要“办公室”，就每一个感兴趣的选题，祝勇会查阅、搜罗大量资料，而这些资料都齐齐堆放在图书馆中他常用的那张书桌上：“他们不会擅动，无论何时，一切保持原样不变，如果有什么相关材料找不到，我会留下纸条，工作人员会帮我找好，趁我不在时，帮我添到资料堆中。 ”好的图书馆，于真正的读书人与研究者而言，堪比默默奉献、不可或缺的“田螺姑娘”。

　　在精神伤口中隔空对话

　　“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有不完美的伤口。”祝勇创作《大师的伤口》，正基于这样的理念，“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例，他们笔下的故乡，是非常有意思的对照。除了少数文章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对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有太多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比如祥林嫂、比如阿Q、比如闰土……一切的基调都是那么压抑、阴郁。相反，沈从文笔下的故乡，和故乡的那个翠翠，都辽远清新、唯美动人。我想，这或许因他们不同的时间观所致。鲁迅的时间观是线性时间观，是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的，是觉得今天一定比昨天好，明天一定比今天好的，所以，他眼中的故乡属于过去，自然是不好的。而沈从文是典型农业社会的圆形时间观，觉得四季轮回、一切循环往复，所以他笔下的空间，自然也是相对封闭凝滞的。”

　　“我把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当作当代人来写的。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死，而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活着，如果我们足够敏感，就能与他们对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并不是什么错，而我，只是站在我的时空、我的角度，去体会他们的精神世界，尽力说出他们想说未说的话，或他们自身很重要但仍有待挖掘的东西。余英时先生曾说：‘我们也早就知道历史世界已一去不返，没有人具此起死回生的神力了，然而这一重构的理想仍然诱惑着绝大多数的专业史学家，是他（她）们毕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辛勤爬搜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同一历史世界对于背景和时代不同的史学家必然会呈现出互异的图像，没有任何一个图像可以成为最后的定本。’我相信，只要怀宽容、公正之心，设身处地地关怀那些名人、凡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赞美、批判，或者人云亦云、不求甚解，那么，我们或许就能离历史的真相与故人的本心更近一些。”

　　在祝勇看来，与真正活着的当代作家反而较难对话：“这样很难深入，有些话说来难免尴尬，势必有‘为尊者讳’的限制。所以，创作分工不同，有些人可以记录当下，而我，只对历史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