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港式医院”命运的恐仍然是政府

　　7月，由深圳市政府投资35亿元兴建、深港双方共同组建团队管理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试业。据悉，所有到港大深圳医院的患者均需提前预约，医院不接受任何非预约病人。此外，医院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医生最高年薪可达百万元，收红包即开除。（8月19日《人民日报》）

　　从新闻来看，深圳的“港式医院”，除“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与非营利分开”的宏观新意之外，在微观运营上，也有很多与内地医院不一样的地方，似乎值得学习借鉴。从目前试业的情况看，医院内秩序井然，好评较多，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港式医院”在内地不会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呢？除了时间更够给出答案，政府推动卫生医疗事业改革的综合进程，恐怕也非常重要。

　　“港式医院”的创新之一：门诊量固定，每天300人次，除急诊外，均需提前预约。一家医院可以根据自己的接纳能力，确定相对固定的门诊量，但整个社会医疗机构的门诊量，得以政府较为准确的需求数据为依据，如果供需矛盾不能解决，病人会不会都想着去挤急诊的“绿色通道”呢？门诊量固定之后，如果没有实名挂号的辅助，没有社会诚信档案的机制，会不会被“号贩子”利用呢？或者遭到“号贩子”的恶意预约呢？

　　“港式医院”的创新之二：全科门诊“打包”收费，每次130元，包含挂号费、诊金、不超过7天的药物及常规标准检验检查和卫生耗材的费用。姑且不论这种“打包”收费制度的合理性会不会遭到质疑，但其基础数据是参照深圳市3家三甲医院的门诊基础数据模拟测算出来的，而在“看病难、看病贵”的背景下，基础数据本身是否合理，是值得琢磨的。尽管“港式医院”已说明“将根据试行期1年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调整”，但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评估机制，恐怕仍难逃质疑之声。

　　“港式医院”的创新之三：为全部医生购买了“职业责任险”，将医疗事故责任交予第三方处理。我国近年来的“医闹”问题，本身并不缺乏第三方处理的机制，但之所以仍频频发生，则在于第三方处理的公平性与说服力，如果患者还不能适应“港式医院”的第三方处理机制，如果不能确保第三方处理的公平、公正，如果没有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在发生医患纠纷之后，“医闹”不上医院，恐怕高兴得还有点早。

　　“港式医院”的创新之四：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最高年薪可达百万。以能力和劳动付出决定薪酬回报，本身没有问题，但深圳“港式医院”的投资主体，仍然是政府，公益性是首位的。高达百万的年薪，究竟由谁来支付呢？是从看病所得中获得，还是完全由政府埋单？由患者埋单，患者必然要扩大支出，能否接受呢？由政府埋单，如果没有配套的合理机制，纳税人会不会转过来质疑政府呢？

　　“港式医院”的创新之五：严格职业道德，一旦“收红包”即开除处理。看似严格，之前内地其他医院也曾经有过尝试，但效果并不佳。一些医生之所以不怕开除，主要是因为依仗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也就是说，治理医生“收红包”的问题，仅靠“港式医院”的孤独开除处理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大全社会范围内的处罚力度，如果一旦“收红包”，就吊销其医生职业资格，终身不得从医，并纳入“贪污治罪”，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港式医院”是一个新鲜事物，在现有的医疗体系中，无疑也会充当“鲢鱼”的角色，有人会去学习、模仿，比如先全科，再专科，引入“家庭医生”理念，但也会有利益既得者去创造障碍。“港式医院”能否避免“水土不服”，恐怕不是“港式医院”本身能够完全决定的。实际上，“港式医院”的产生，本身就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深圳市政府投资了35亿元。政府的发言权与“港式医院”的理念，在实施中的契合程度与平衡程度，也非常重要。

　　“港式医院”代表着一种新的探索，公众自然希望它走向成功并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疾，但“港式医院”可能会遭到的一些“水土不服”问题，实际上也是目前医疗体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能否转变理念，能否作出系统的配套和服务，不仅关系着“港式医院”的成败，也关系着医疗体制改革的走向。

　　[稿源：红网]

　　[作者：贱言献车]

　　[编辑：王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