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排行榜”是种示众式羞辱

　　日前，上海市轨交警方发布乞讨排行榜，对常在地铁中的乞讨者进行排名，22岁的何某以309次居首，他来自辽宁，文盲、残疾；88岁的陈老太以302次暂列第二。轨交徐家汇站派出所还推出微信举报地铁行乞的试点。

　　乞讨排行榜，是依据地铁行乞的次数，将乞讨者们排序。上榜者多是些“乞讨专业户”，是执法查处时的“老面孔”。按照警方的说法，发布该榜的初衷，在于避免地铁行乞对车厢秩序的扰乱。尽管这样，榜单发布，仍引发了如潮的争议。

　　说到底，乞讨排行榜的制作、发布，与某些地方的禁乞限乞遵从着一样的逻辑：地铁行乞，既有碍观瞻，也扰了秩序。索捐强讨之举，很不受公众待见。更何况，在乞讨人群中，不乏骗取同情心的假乞丐，以至于拿孩子做道具，伺机牟利。在鱼目混珠的乞讨者构成下，严加规范，似乎成了不二的治理选择。

　　在微博上，涉事警方还对许多乞讨者的行乞动机、生活方式、收入水准等，作了颇为细致的描述。看起来，部分乞讨者确实有“好逸恶劳”“作伪骗财”之嫌，是道德上的“缺血者”。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有对强讨、胁迫、诱骗、利用他人等乞讨行为的处理规定。正因如此，“乞讨排行榜”招致不少人的意义认同。

　　但就像“限乞”遭遇的窘境一样，“乞讨排行榜”也必然会面临可预期的困境：就算用心良苦，舆论质疑也会涌来——城市治理，果真就得以“洁癖化”的眼光审视，而无包容乞讨者的气度？“乞讨为生”式的卑微生存，终究是源于贫穷和保障真空，而非被“乞讨致富”的神话所蛊惑，抑或懒惰所致。

　　这种人性化的视角，并非“一种他者的道德高标”，而是普适性的人文共识。打击强讨、诱骗诚可贵，保障生存权利价更高。生存权高于“审美秩序”，是治理者应有的价值序列。被强讨等“局部真相”遮住望眼，遮蔽乞讨维生的斑斓现实，只会陷入表层治理的病态痼疾中，失去了人文关怀的温度。

　　不可否认，有乞丐日进百元、贪图不劳而获，可它毕竟是被过度渲染的“迷魂汤”。若我们据此“臆想先行”，见了衣衫褴褛的乞丐，便将其默认为“收入不菲、生活优渥”的骗财者，难免误伤，同情心也会“冻结”。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乞讨者而言，拥有体面的生活，终归是一种奢望。在乞讨排行榜上，无论是腿残疾的何某，还是年近九旬的陈老太，在白眼与歧视下喘息，多因他们走投无路。

　　“乞讨排行榜”，以充溢着工具理性的“点名曝光”方式，将行乞者置于一张含负面意味的榜单上。那些上榜的，似乎被烙上“惯犯”印记。这种曝光，或许意在激励人们的排斥心理，消减行乞者的生活空间。但它在示众之中，也给予行乞者深沉的羞辱，让他们在道德广场忍受板砖和唾弃。

　　保障乏力，已然是对行乞者们存在感的遗弃；而驱逐、点名示众，又是掏空其尊严的另一种遗弃。

　　佘宗明（湖北 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