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之畔的呈贡大渔乡海宴村，有八位守护村中寺庙17年的农妇 在古老的渔村里坚守滇池信仰

　　鸟瞰滇池旁的石龙寺

村子组织了腰鼓队，在庙会上唱歌跳舞求平安

肖美英（右一）接过香客手中的纸钱，口中念念有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都市时报记者 杨帆

为庙会叠了几天的纸钱，老人们的手都被染成金色

80岁的罗文英老人正在为祭祀做准备

石龙寺庙会上，村子里的年轻人帮助老人们“记功德”

参加完庙会，香客和村民都会到寺院里吃一顿斋饭

石龙寺庙门■ 都市时报实习记者 叶丽丽

　　■ 都市时报实习记者 王超 叶丽丽首席记者 万丽

　　石龙寺，呈贡大渔乡海宴村的一座小寺庙。上百年来，由渔猎和农耕传承下来的民间信仰顽强地在滇池边延续。这座原本用来维系全村人信仰的古寺，经历了半世纪的动荡和破坏，但是，村民的信仰一直在延续着。

　　上世纪90年代，村民们凑钱重修了古寺。村里的18名老妇决定，要用自己的余生守护古寺，确保香火不断。

　　17年间，守寺者们相继老去、离世。但是，剩下的8位老人依然还在坚守着承诺。

　　几被遗忘的古刹

　　石龙寺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除了群落式建筑，还曾有皇帝的题字匾。但到今天，这些都已不复存在。

　　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晒得院落多了些乏气，无人修整的水泥路面裂开了缝，冒出的杂草有的高到膝盖。红砖裸露的围墙被杂草包围，容易使人忽视它的存在。唯有大殿内偶尔传出的敲击木鱼声和诵经声，给院子增添几许不平常的宁静。

　　几个游人虔诚地在大殿中央跪拜，佛像前一侧，80岁的老人罗文英佝偻着背，但仍努力站得端正。她一边熟稔地敲着木鱼，一边认真地用昆明话不间断地念着。阳光穿过房顶几片挑开的透明玻璃，洒入殿内。燃起的香烟随着罗文英的诵经声一起，在殿内徘徊、飘到殿外。

　　殿外，大门上方，一块木板上贴着大张的红纸，黑色的毛笔字写着“石龙寺”三个简体字，算是大殿匾额。

　　罗文英不是尼姑，也没穿僧袍。而是典型的滇池边村子里老太太的打扮——裹着头巾，穿着和头巾一样颜色的衣服，还有自己做的布鞋。她来自寺庙旁边的海宴村，17年前，她与其他17名村民相约，一起自愿轮流在这里守寺。如果她们不守，这寺庙便无人看管。

　　守寺者每两人一组，平均分配每组守寺的时间。每天早上8点，守寺人来到寺庙开门，给庙里的十几盏油灯填上香油，续上盘香，打扫案头，清扫地面。每当有香客进寺烧香拜佛，她们定要在一旁念佛。中午，两个守寺人轮流回家吃饭，然后再回寺庙。

　　一整年里，无论天晴天阴，她们要保证寺庙每天都得有人守护。而逢年过节时，烧香的人多了，寺庙更不能无人守护。每年除夕夜，她们便集体在寺庙守夜，直至第二天天明。整个春节期间，老人们却难得回家一趟招待亲友，多数时间都留在寺庙里，迎接香客。

　　从环海路的一个路口进村，穿过整个海宴村，直抵滇池，石龙寺便在村庄的尽头。倚着殿门远眺，滇池万里碧波尽收眼底。殿下空荡的庭院内，如果仔细观察地板上留下的建筑痕迹，就能看出，建寺最初，石龙寺为四进式建筑群落。

　　相传明朝年间，这里常有达官贵人光临，在滇池旁设宴，得皇帝赐名“海宴村”。原本在石龙寺侧殿上方的望海阁，还有崇祯皇帝的题字匾“松声水月”。建于明初的古寺石龙寺，由于地理与人文的双重利好，使得它在历史上曾小有名气。

　　而今的石龙寺，除了村民自行修缮的三进殿外，其余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从远处看，独栋三进殿的外观像一座农村古朴瓦房民宅，院子虽大，然墙面早已斑驳，红砖裸露，淹没在杂草中，容易使人忽视围墙的存在。

　　记忆，传统与信仰

　　失火、改变用途、遭打砸，古寺的历史发生了断裂。但是，自发的信仰在村民心中顽强地延续着。

　　多姓氏的海宴村没有宗祠，一直以来，石龙寺是全村人的信仰寄托。考证起来，这座寺庙也没有僧侣驻派的记载。留在寺庙里的建寺记录和清朝乾隆年间的重修记录都显示，这寺庙是由众人集资建设的。

　　90岁的吴寿是村里最年长的人。他记得，在他小的时候，石龙寺有三个照料寺庙的“老庙九”（音），他们是流浪者，不是僧侣。上世纪40年代，石龙寺失火，“庙九”跑了，从此寺庙无人照看。不久，为躲避日本侵华战争，昆华女中搬来这里，寺庙暂时改为了学堂。

　　战争结束，昆华女中搬离，石龙寺继续作为村里的学校存在，村里的老一辈都在那里念过书。“文革”时期，石龙寺被完全破坏，佛像一尊都没留下。村里的老人们提起石龙寺，定会提到“破四旧”。在他们心中，“破四旧”是与石龙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石龙寺就是在那时给破坏掉的，尽管许多人已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村民们才集资重建了石龙寺。长达近50年的时间里，石龙寺在村民们心中属于“神在形不在”的状态。但是，历史断裂了这么久，村民为何还能保持对佛寺的虔诚，并誓用余生守护石龙寺？

　　“过去，每到开海打鱼时，村民都要去石龙寺烧香祈福。”吴寿回忆，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滇池边的渔民，这些习惯，传承自祖辈。虽然寺庙遭到破坏，村里人开海时祈福的习惯也未改变，只不过由以前在石龙寺烧香改为在水边的一个山洞烧香。逢年过节，在家烧香祈福是许多村民年年保留的习惯。“文革”结束时，石龙寺庭院内那棵树龄300多年的柏树，是全村人逢年过节上香的地方。

　　“文革”以后，开海打鱼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接连发生意外。“20多年前，村里有一户人家，五个孩子中竟有四个孩子在开海时身亡。”

　　1995年，香港TVB的一部电视剧在村里取景。剧组给石龙寺带来了旺盛香火，此举提醒村民，这个承载村民们信仰寄托的所在，不能就这么废弃。

　　现在，已经无人记得具体是谁发出重修石龙寺的倡议，也没人记得是谁最先提出要守寺的。大家只记得，是村民们平时坐在一起相互“吹牛”，最终促成了石龙寺的重修和18人的志愿守护。

　　在这些滇池边生活的老人看来，信仰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从未间断的传统，又像是一种从出生开始便环绕周遭的文化。这种自发的信仰在村民心中顽强地延续着。

　　“自学佛法”的农妇们

　　由妇女组织，并由妇女传承宗教活动，已经成了村里的习惯。对守寺的虔诚，让她们甘愿承担这个繁琐的工作。

　　村民李美珍是守寺的老人中公认的最会念佛的一个。她从未跟随僧侣学习，教她念经的老师就是她的丈夫，一位老师。因为识字，便能看着经书自学。李美珍跟着丈夫学习念佛的最大动力，是因为在每年开海时，可以为亲人和全村人祈福。因为很多村民认为：“开海会念经的人，更能体现人的虔诚，获得更多的保佑。”

　　过去，每当村里请外面的老师傅来为开海做法事时，李美珍也悄悄跟着老师傅学念经。石龙寺重修后，她又成为守寺人的老师，大家跟着她学做法事。

　　石龙寺的守寺人中，绝大多数没有正规地学习佛法，但自学的热情却很高昂。在当守寺者之前，王琼英在大队呆了十八年，不懂念经，也不会敲木鱼。敲起木鱼来让香客感觉和“正牌”僧人没什么差别的罗文英，事实上是个“生手”。石龙寺未修好之前，她很少去其他寺庙，更不懂什么佛法。加入守寺的工作后，她除了向别人学念经，还会从高人那里“偷师学艺”。每到庙会，村里请其他村的师傅来时，守寺人们就跟着悄悄地学。等师傅们回去，她们也学到了不少。

　　17年间，18名守寺者日渐减少，直到现在的8名。退出者并非不想坚持——5位老人相继离世，3位老人因年龄太大，腿脚不便，无法爬阶梯。还有1人搬家离开了海宴村。到今天，还在坚守的8人都是女性，年龄最小的58岁，最大的80岁。

　　由妇女组织，并由妇女传承宗教活动，已经成了村里的习惯。对守寺的虔诚，让她们甘愿承担这个繁琐的工作。依李美珍的讲述，以前，村里都是男人开海捕鱼，女人在家劳作、烧香祈福。这也是滇池边渔民的传统。

　　农历六月十九日，传说是“观音渡南海”的日子，也是守寺者几个月前就请先生定下的庙会日子。这比往年早了几天（往年定在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但却是个好日子。6名年轻一些的守寺者一下午都在搬办斋宴需要的柴火。柴火是好几斤重的树桩，得从村委会的杂物间里搬出来，她们搬不动。

　　村委会里，坐着二三十个正在打牌、喝茶的男人。其中一个中年男子过来帮她们的忙，刚把树桩推过村委会那道高20多厘米的门槛，他就又回去旁观牌局了。

　　北大社会学教授朱晓阳曾长期观察滇池东岸另一个村庄，也曾发现妇女传承宗教活动的现象。他联想到，村委会这种“公家”地方，属于男性，它是“阳性”的；而小庙则是“私家”的、阴性，属于女性的社会空间。

　　无力重修，无力驱盗

　　1986年，石龙寺被确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没能保佑寺庙不被盗，重修的事也告夭折。

　　罗元桂，守寺者李映珍的丈夫。他是个大嗓门，妻子守寺，他对寺里的事情也很关心。

　　这天，本该在寺庙里的李美珍突然来他家找他。原来是寺里来了两个人，正在拓碑文上的字，她们不知如何是好。罗元桂一听，急匆匆约上住在隔壁的守寺者肖桂仙，一起往寺里赶去。

　　一进门，只见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家将白纸盖在石碑上，手提着塑料瓶，边往纸上洒液体。老人自称是个书法爱好者，为昆明市图书馆义务拓字。那是一块清乾隆年间的碑文，刻着石龙寺重修的记文，一直以来都被随意摆放在院子里。

　　这已不是第一次来人拓碑文上的字了。“以前，宗教局、佛教协会都派人来过。”罗元桂在老人身边转了几圈。确定他只是来拓字的，便叮嘱他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放心离去。

　　罗元桂的紧张，源于对寺庙文物被盗的警惕。望海阁的崇祯皇帝题字遗失多年不说，就在老人们守寺期间，名贵石料制作的古碑基座、寺前的4只石狮子都先后不翼而飞。寺内原存的10块碑只幸存1块，其余9块和匾额都被盗了。老人们还记得，原来寺里有口大钟，“被工作队运到呈贡去了，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早在1986年，石龙寺便被确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似乎没能保佑寺庙，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显然并不了解石龙寺。而滇池旅游度假区社会事务管理局的宋局长则称：“度假区内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很多，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都特殊对待。”

　　上世纪90年代重修寺庙时，为了筹集资金，老人们跑了大队、村委会、县政府、宗教局……但却没有哪个单位真正愿意提供支持，村支书的态度也是“不支持、不反对”。

　　得不到官方的资金支持，重修石龙寺的资金全部来自村民的捐款。最终，筹集的资金只够简单修缮大殿。寺庙前竖立的石碑，列满了当时捐款的热心人。又因为空间实在太小，村民只好将龙王、佛祖和玉帝摆在同一座大殿里面。

　　振兴石龙寺，一直是村民们心中的愿望。四五年前的一次重建契机，曾让村民看到希望，甚至差点改变了石龙寺无僧侣的历史。

　　当时，村里的一位干部费尽力气，试图争取石龙寺被划归圆通寺，作为后者的一个“分寺”，并从上面争取到87万元建寺资金。村里专门为此成立了石龙寺重建小组，与圆通寺签订合同，其中有一条：待石龙寺重建完成，圆通寺将派45位僧侣驻寺。

　　资金尚未到位，重建的红砖都已经运到了石龙寺。谁知就在此时，负责此事的官员突然被罢免。重建的事一下子没了牵头人，原定的资金拨款也被喊停，圆通寺也从此未再过问此事。无奈，村民只有继续坚守石龙寺。

　　堆在院子里的那堆红砖头，是石龙寺迎来的唯一改变。

　　没有继承人的守寺者

　　17年来，一直没有新人主动加入守寺者的队伍。传统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变，守寺的心愿无人继承。

　　下午时分，80岁的罗文英独自坐在门口，睡着了。从早上8点打开寺庙的门，她已经在这里守了一整天。偶尔有游客从后山陵园下来，由侧门进入石龙寺，周围太静，轻微的脚步声让她惊醒过来，缓缓抬头，打量来人。她年纪大了，但没人劝她“别守了”，因为她说过，“要一直守到不能守为止”。

　　过去十多年间，滇池水质一直不见好转，III类、IV类、V类直到劣V类，原生鱼种逐步消失，鱼产量也逐年下降，20多种特有鱼种已消失，滇池边村子传统的捕鱼开海难以为继。自从滇池有了“海禁”，村民更无法像从前那样渔猎了。开海的机会少了很多，祭祀也不再如以前那样频繁。

　　近年来，随着滇池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年轻一代的村民逐渐走出村庄。那些原本以种地为生的中年人无地可种，纷纷出外包地。传统的谋生方式逐渐淡出村民的生活。

　　刚刚结束的庙会，是守寺者们17年来组织的第8次庙会。“我们不组织，就没人组织了。”李映珍说。

　　每到庙会时，肖桂仙都要给子女打电话，希望子女回来看看。但是，儿女们会因工作太忙，通常无法回家。村里和他们一样走出去的年轻一辈，多数得等到春节回家时，才能来寺里烧香。

　　寺庙每天的香油支出需要十几元，村民们每次仅几块钱的捐助早已不足以支撑寺庙日常支出，日渐衰老的守寺者们在经济上分外窘迫。她们都是老人，早已无力下地干活，只能依靠养老保险提供的每月280元生活。63岁的肖美英指着身上穿的旧衣服，无奈地说：“现在还能下地，就种点菜卖卖，以后就不知道。儿女也都过得一般，需要自己支撑自己的家庭，怎么能叫他们拿钱过来？过年的时候，买点衣服给我们就好啦。”

　　虽然困窘，但8个人早已相互约定，谁都不能退。“一个人退了，其他人就会跟着退。”

　　海宴村周边还有其他寺庙，村民去得比较多的是盘龙寺和龙泉寺，但去那两处都不方便，需要坐车。在石龙寺重修之后，村里的老人便很少去其他寺庙了。

　　17年来，一直没有新人主动加入守寺者的队伍。老人们也无法劝说其他人加入，“毕竟这是没有工资的活。”

　　除了她们的事业无人继承之外，她们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未知数——即将到来的搬迁。几年前，滇池旅游度假区的征地已经涉及到村庄了，村民们打听到，旁边几个村庄确定要搬迁，海宴村还尚未确定。

　　罗文英对搬迁的消息一无所知，她只关心自己还能守几天。李美珍听说过搬迁的消息，但她不关心。“我是不会搬的。”她的语气很坚定。

　　“如果要搬，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搬了，我还是要每天坐车来这里，守寺。”李映珍淡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