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89岁高龄的霍建儒是陕北吴堡县霍家沟村人,10岁参加儿童团,作为通信员给红军传送信件,先后任陕北游击队勤务员、中央秘书处通讯员、临县土改工作团团员。解放后,曾任米脂县人武部政委、市二轻局副局长、碑林区副区长、碑林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91年离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获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奖章。
流着泪参加了革命
1923年,霍建儒出生在陕北吴堡县的霍家沟村,他们家是吴堡县最穷的一家,爷爷给地主家做长工吃尽了苦,活活被累死了,奶奶另外嫁了人。后来父亲也跟着做长工,没想到也跟爷爷一样离开了人世,母亲无奈带着他改嫁了。霍建儒说,旧社会的人都是在苦水里过日子的。
后来,不到10岁的霍建儒加入了儿童团,成为一名通信员,开始给红军送一些信件,当时的霍建儒只知道红军对他好。1935年,红军开始在当地进行扩红宣传,12岁的霍建儒就参加了革命。当时,霍建儒的个字很小,背上枪是枪比个子高。当他要跟着红军走时,母亲死活也不愿意他走,母亲告诉他:“你走了后,我可怎么办?”但当时年纪尚小的霍建儒则打定主意,一定要参加红军。走的时候,母子抱头痛哭,后来他还听说,他走了以后,母亲躺在地上痛哭。就这样,年幼的霍建儒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母亲,离开了霍家沟,流着泪参加了革命。
不回中央坚持留地方
1936年,霍建儒加入了共青团,随部队来到了瓦窑堡,由于年纪小且人勤快,部队首长就让其做警卫员。1939年霍建儒跟随部队到了延安,被介绍到儿童班去学习,但不到几天,霍建儒就自己回来了,告诉领导儿童班学不到文化,他要学习文化知识。当时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首道就介绍霍建儒到机要科当通讯员,这期间大概半年多的时间,霍建儒一直在中央工作。
1940年,王首道亲自写信,介绍霍建儒去延安边区师范学院学习。霍建儒仍清晰地记得王首道信件的内容:“介绍霍建儒同志到你校学习,不参加考试,毕业后仍回中央书记处工作。”霍建儒说,王首道怕他跟不上其他同学的学习,因此特意叮嘱校方不让他参加考试,但在他自己看来,既然到了学院,就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初到边区师范学院的霍建儒除了政治之外,数学、语文什么也不会,但每个礼拜天,他都会让数学、语文老师为自己补课。霍建儒在边区示范学院学习了三年时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霍建儒的文化知识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943年,从边区示范学院毕业后,霍建儒并没有回到中央,而是来到了延安被服厂。“当时王首道他们已经南下了,我想留在地方一样可以做贡献,所以就自己要求去被服厂了。”在被服厂,霍建儒一待就是三年时间,从生产管理员到伙食管理员,他都干过。后来,被服局要推荐三名老红军去延安大学政治班学习,由于霍建儒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对党忠诚,因此,他和另外两名老红军就一起到了延安大学政治班学习。
从不向组织提要求
在延大学习期间,霍建儒又参加了临县的土改工作。这段故事,老人没有详细讲述,尽管记者一再追问,霍建儒也只是说:“简单点写就行了。”
解放后,霍建儒一直在基层工作,先是任西北军政区特务连指导员、团政治处股长等职,后来又到了米脂县任人武部政委;1964年,霍建儒转业到地方工作,任西安缝纫机厂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历任西安电石厂党委书记,市二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碑林区副区长,碑林区政协副主席,直至1991年离休。
谈及此段经历,霍建儒说,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没有向组织要过一分钱,自己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深刻感受到“旧社会没人管,新社会众人帮”,自己能有今天,完全是受党的恩惠。
有问题就想想革命先烈
正正派派、清清白白是霍建儒一生坚持的原则,他经常给儿女们交代,自己以前吃过很多苦,希望他们也能有吃苦精神。霍建儒说,自己现在不能为组织上出力了但也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霍建儒听说要交特殊党费,就主动让老伴送了800元过去。没过几天,社区里又组织捐款,霍建儒又捐了300元,工作人员说他捐得太多了,霍建儒自己却说,那么多人都死了,我还活着,捐多少都不算多。对于一些老同志反映的待遇低的问题,霍建儒也有自己的看法:和革命先烈们相比,我们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比他们强多了,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想想革命先烈们,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文/记者吉卫华 实习生王国栋 刘娜
图/雷卫东
记者手记
每一次采访老红军之前,心中总是充满敬意。见到霍建儒之后,他的热情、健谈让记者完全感受不到是和一个近90岁高龄的老人坐在一起。霍老说:“我不愿意去回忆过去,因为回忆一次,我就要难过好几天。”因此,在采访中,记者尽量不去触动老人不愿谈及的经历,只希望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新闻工作者对红军战士、对革命前辈的崇高敬意。
由于担心老人的身体,老干局的同志不断地提醒老人注意休息。采访结束之时,老人执意要留记者一行吃午饭,在表达谢意告别之后,记者心中默默祝福老人:“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