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慢科研”更要“慢制度”

　　□雷泓霈

　　天津大学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昨日成立，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出席仪式，在祝福的同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提醒各级领导对这个新生的研究机构一定要有点耐心，不能急功近利。（8月19日《中国青年报》）

　　科学研究是一个系统缓慢过程，存在着较多的偶然性和灵感性，越是给予宽松、自由、散淡的研究环境，科学家没了压力和功利刺激，就越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科研成果。为了让“慢科研”得到更多推进，天津方面更应出台相应的“慢制度”。

　　所谓“慢制度”，是说，既然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对于“慢科研”的理解认同，不仅停留在口头阶段，而应该出台实事求是、规范认真的制度化保障。毕竟，领导会有更换的时候，如果下一任领导不喜欢“慢学者”，所谓的“慢慢研究”就可能会成为空谈。让“慢制度”为科学家保驾护航，让“慢制度”成为雷打不动的研究制度，让科学家得到制度性的漫长动力和持久支持，“慢研究”才能得到真正落实。

　　出台“慢制度”，也是对科学研究规律的充分敬畏和敬仰。科研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智力成果，有其内在的无法违背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不会被行政力量征服，比如“光纤之父“——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英国华裔科学家高锟，提出用玻璃纤维作为光波导用于通讯的理论，是在1966年。1981年，他的光纤系统才成功问世，中间跨越了15年时间。袁隆平研究出杂交水稻则用了11年。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所言，“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让我们的研究步伐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们的研究心态，悠然一点，再悠然一点。让我们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和敬畏，多一些，再多一些，我们的科研发展就能取得更卓越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