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修法助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朱磊

　　伦敦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收获38枚金牌、27枚银牌、23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前列。

　　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健儿奋力拼搏的身影感动了无数国人，他们取得的骄人成绩也令人为之欢欣鼓舞。不过，当一场体育盛宴曲终人散之时，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何尽快推动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无疑更加值得思考。

　　“体育金牌大国不等于是体育强国。金牌是衡量竞技水平的主要标准，在我国已经成为体育金牌大国的情况下，如何以竞技体育促进群众体育的发展、提高全民身体素质，是体育法治建设和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清华大学法学院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为了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体育运动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1995年8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对指导和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增强全民族身体素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于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的需求日益增大，现行体育法的内容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张雅英等30名代表提出议案，要求修订体育法；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韩召善、杨伟程等代表也提出议案，建议修改体育法。

　　“体育法的修改势在必行。”田思源说，体育法制定时，“体育改革”问题刚刚提出，所以，体育法的历史局限性还是很明显的:一是体育法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历史印记，作为“体育基本法”、“体育管理法”的体育法，在制度变迁、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市场经济发展、公共行政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面对体育的市场化、职业化、产业化和社会化，面对如何推动、深化体育改革，巩固体育改革的成果，并进一步促进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等问题，难于应对、无力承载；二是我国体育法的立法价值取向更多的是倾向于“以义务为本位”，重视各个调整主体的义务规定，大部分条款是针对各方面的体育管理而制定的管理性规定，管理效力是当时立法的关注点，立法目的在当时偏重国家和社会利益；三是体育法作为一部部门法，所具有的一般法的滞后性、机械性也日益显现出来，并且已经影响到我国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体育法治建设，需要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顺应政府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时代潮流，科学反映现代体育运动基本规律，准确体现体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方向的体育法；需要一个强调政府责任，以人为本，权利本位，以保障公民体育权利实现为核心的体育法；需要一个指引、引导、推动和促进体育事业积极、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较高立法水准的体育法。”田思源说。

　　体育法修改应着重于哪些方面呢?

　　田思源认为，首先，在立法理念上，体育法不应是“体育基本法”、“体育管理法”，而应是“体育事业促进法”。体育事业促进法是国家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的“基本法”。应实现体育法从“管理法”到“服务法”，从“基本法”到“促进法”的转型。其次，在立法内容上，要以保障公民体育权利为核心，依法促进和保护公民的体育权利，依法救济和实现公民的体育权利。在体育法的修改中，应明确将“公民享有体育运动和进行与体育相关活动的权利”规定在总则中，并在经费、资金保障，场所、设施保障，人员、技术、信息、安全保障，权利救济保障等几个方面予以具体落实。第三，在立法技术上，要着重处理好四种关系，即体育法定位的科学性和预见性的关系；体育法规范的原则性和可操作性的关系；体育法内容的全面性和适度性的关系；体育法调整体育社会关系的成熟性和稳定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