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凝聚力量
法治改变中国
“如果要征收拥堵费,对于私车都要收取,但由于公车是单位埋单,在这种情况下,它势必成为道路交通尤其是城市中心区交通的权贵的阶层,对它们来说收费不收费实际上毫无影响。在大量公车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一味地收取交通拥堵费,事实上会导致对道路交通资源利用上的一种不公平。”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与和谐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宏山
据媒体报道,最新发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显示,“十二五”期间,北京将重点建设交通拥堵收费管理系统、拥堵收费监测评价系统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与和谐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宏山对此认为,实际上拥堵费的收取仍然存在社会公平的问题。
“在互联网出现前,领导干部在台上向老百姓作报告,偶尔有人提问;现在,网民不断地对政府提问,对领导干部提问,领导干部要谦卑地站起来,回应公众关切。领导干部应该意识到,他们是民众监督的对象,要习惯于在众声喧哗中及时回应。”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日前,在某新书活动现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就“官员该如何发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领导干部中,有些人说话态度不端正,要不然比较横,当老爷;要不然受打击之后不说话,干脆当缩头乌龟。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仅靠官员的自觉会很难。社会需要网络意见分子,每一个网民在发言时,都会对官员构成压力,压力不够大,改变就慢。
“一是防止对动物界的生命权过分拔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毕竟处于主导地位,不可能追问每个虫子是否有幸福感。只要不破坏生态平衡,不给动物带来更多痛苦,都应视为人的道德行为。二是防止以环保志愿者的团队共识,作为衡量全社会共识的标准,一言不合,便口诛笔伐。”
——上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
近日,迫于民间环保组织及网民的压力,南京弘阳广场宣布取消“七夕夜放飞万只萤火虫”计划。综观此次“萤火虫事件”,上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提出了上述“两个防止”的观点。
“立法初衷可以肯定,法规也有一定的前瞻性,但超前的法律,执行时常大打折扣,这将影响到法规本身的权威性。尤其现在出现了一个可能长达两年的过渡期,现状和初衷中间的真空地带该怎么去弥补,这是首先要考虑的。不要光给餐饮企业压力,而给自己留灵活处置期,执法部门也要给自己压力,有严格的时间表,让法规真正执行起来。”
——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蔡元庆
8月1日起《深圳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坊间一阵欣慰。但很快尴尬的现状也浮出水面:由于没有餐厨垃圾处理设施,一些企业即便获得特许经营权,也无法马上展开大面积的回收。而此时餐饮企业再与非许可企业合作将被罚,数量庞大的剩菜剩饭或只能直接被丢弃。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蔡元庆对此表示,超前的法律在执行时会大打折扣。
(本栏目由本报实习生唐郦婷、刘光辉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