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人应增强程序自觉和程序自信

　　卢乐云

　　在我国，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能无论是指控犯罪还是诉讼监督，都是程序性权力。检察人员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执行者和程序正义的守护者，在适应修改后刑诉法带来的严重挑战中，应当增强程序自觉和程序自信。

　　程序自觉是对法定程序的自我觉醒，即清醒认识到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定程序于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必不可少，使得法定程序所确立的行为规范及其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程序自信是公诉人对法定程序的自我尊重和遵从，即对法定程序的本质和价值功能的深度认同和追求其实现的坚定信念和信心。可以说，增强程序自觉与程序自信，是理解把握公诉权能之需要，是全面提升“五个意识”的核心所在，也是积极适应新挑战的必然要求。

　　■增强程序自觉与程序自信的关键点

　　把握公诉工作程序特点。公诉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自身特点，修改后刑诉法予以了进一步的彰显。其一，承继性，即公诉承继侦查程序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修改后刑诉法在审查内容、决定种类、律师介入以及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行使等方面，完善和创制了新的程序。其二，辐射性，即公诉所遵循的程序以审查起诉为中心，向前辐射至侦查程序，向后辐射至审判程序。修改后刑诉法对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的新职责对公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三，过滤性，即通过审查将不符合起诉条件和不需要处以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以终结诉讼方式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修改后刑诉法在对不起诉制度作出的结构性完善中还通过增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扩大了非罪化处理适用范围。其四，论辩性，对诉讼主张与有关方面之间进行论辩。主要是指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之间的论辩，庭审中的质证和辩论程序突出反映了这种论辩性特点。此外，在抗诉程序中针对原审存在的错误判决所提出的抗诉主张，也集中在对原审错误的抗辩。其五，制约性，即公诉权运行受相关方面制约。侦查机关对公诉不起诉决定的制约、审判机关否定指控主张或抗诉主张所形成的对公诉制约，集中反映了该程序性特点。此外，被害人对不诉决定的申请复议或自行提起诉讼及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不同意不起诉，也是对公诉权的制约程序。

　　把握公诉工作程序规律。这种规律主要表现在审查、交涉、判断、论辩四个层面。其一，审查。包括静态的书面审查和动态的核实调查。修改后刑诉法赋予公诉工作排除非法证据、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新职责，使得这种审查的规律产生新变化，如果不深入研究把握变化了的规律，必将导致新的程序功能实现大打折扣。其二，交涉。司法程序的特性就在于依赖司法机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所体现的交涉过程。具体到公诉环节，包括与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有关当事人的近亲属及侦查人员、审判人员等之间的交涉。如修改后刑诉法针对辩护律师的程序性规定，形成了展开公诉工作与辩护人之间交流的新要求，新的要求中蕴含着新的规律。其三，判断。除了传统的对实体的判断外，还强调对程序审查的判断，包括强制措施、侦查措施、收集固定证据程序以及侦查过程中的其他诉讼程序和审判程序等。不同程序有着不同规律。如对非法物证书证的排除，就涉及对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而又不能作出补正或合理解释的评判把握。其四，论辩。如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的量刑程序中的量刑论辩、简易程序中的论辩，未成年人案件庭审的论辩，在特别没收程序中，无被告人庭审的论辩以及与利害关系人的论辩等，在把握审判规律的同时，还必须把握不同程序的论辩规律。

　　把握公诉工作程序精神。要求不仅要严守形式上的程序手续，更要符合寓于程序之中的实质性要求和精神。修改后刑诉法从有利于发现和惩治犯罪出发完善侦查措施、强制措施、证据制度、构建特别程序同时，通过细化程序和新增程序不断强化程序正义，彰现民主、法治、人权、文明、和谐精神。其一，司法民主。修改后刑诉法赋予有关当事人的近亲属和相关诉讼参与人回避申请及复议、代为委托辩护人、申请法律援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及特别程序中的权利。其二，刑事法治。强化对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刑罚执行权的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恣意。如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五种行为的控申权和检察机关相应的法律监督等。其三，保障人权。修改后刑诉法增加的非法证据排除、羁押必要性审查、当事人诉权被侵害时的救济等程序，所拓展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获得法律援助权和增加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其四，人文关怀。增加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方针和措施、对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得强制出庭作证等。其五，化解矛盾。增加告知、通知、送达、听取意见、说明理由、申请、控申等程序及刑事和解特别程序，旨在将刑诉程序的运行成为尽可能地吸纳和化解当事人的不满和抵触情绪的过程，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增强程序自觉和程序自信的突破口

　　公诉理念。根据曹建明检察长提出的“六个并重”的检察执法理念，从增强程序自觉和程序自信角度，公诉理念至少应有三个层次的突破。其一，程序正当理念。将程序正当贯穿于对法定程序的理解把握，落实于司法实践。如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的说理程序，是程序正当的要素之一，只有将说理等诉讼行为上升到程序正当的高度来认识，在公诉工作中才会自然强化书面或口头说理，实现刑事诉讼程序息诉功能。又比如，对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其所蕴涵的就是程序正当中的比例原则(相当性原则)，即是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强制措施要与犯罪的轻重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其二，程序监督理念。程序监督不应仅停留在对侦查、审判活动合法性审查上，还应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举证、质证、认证及其他诉讼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监督，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充分保障的监督等。其三，程序制裁理念。程序制裁即对程序违法的诉讼行为宣布无效，非法证据排除就是典型的对程序违法行为的程序性制裁。还比如对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的发回重审。就公诉工作而言，需要在审查起诉中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在法庭上承担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指控证据合法性，否则将面临指控风险。

　　思维方式。在秉承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建立新思维。其一，建立侦查思维。主要是捕获分析信息、发现事实和证据线索、查证事实和获取证据的思维。即察微析疑，发现非法取证线索;透过程序瑕疵发现查证侦查违法行为;拓展对瑕疵证据补正或引导补充侦查、自行补充侦查取证的路径;及时查明侦查中的侵犯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其二，建立审判思维。主要是从审判程序规则和审判规律出发，对案件的实体和程序作出综合把握。即按照法庭把握证据资格(能力)标准，构建对收集证据合法性进行有效证明的证据体系;按照法庭对单一证据和证据体系认证方法、步骤及标准把握指控证据体系;围绕量刑的事实和证据要素进行量刑举证质证和辩论;把握庭审程序发现真实的规律，综合判断庭审程序瑕疵和程序严重违法给审判公正造成的影响程度。其三，建立辩护思维。主要是站在辩方角度换位审视案件材料，对案件事实、证据从正反方向把关。即从辩护角度反思公诉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及时听取辩护意见，针对辩护意见审查案件并反思公诉主张及理由;及时获取已被辩方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证据，了解辩方所掌握的非法证据线索，跟进具有针对性的补证措施;强化对庭审控辩趋势的预测，掌握出庭支持公诉的主动权。

　　素能建设。在优化素能结构提升新的能力建设上取得突破。其一，发现和排除非法证据的能力。包括在审查起诉阶段和退回补充侦查阶段对瑕疵证据的补正或合理解释的能力、补充取证的能力、在庭审中证明指控证据合法性的能力。其二，审查新种类证据的能力。包括对修改后刑诉法已列举的新种类证据和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其他新种类证据的审查能力，及应对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的秘密性和证据能力法定性对证据来源和收集程序合法性审查带来的挑战的能力。其三，庭审应变能力。律师介入侦查使得庭审中不利指控的新情况可能增多;证人出庭作证情形增加，证人证言不确定性增大;基于被告人对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理解，翻供概率增加，加上可能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庭审程序等，庭审较以往更为复杂，提高庭审应变能力成为重点和难点。其四，化解矛盾的能力。修改后刑诉法拓展、完善了相关诉讼参与人、近亲属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当这些权利得不到保障时，诉讼中的矛盾及因此引发的其他社会矛盾会相应增加，而对程序的日益关注，更易引发执法中的衍生矛盾和涉法涉诉上访。提升矛盾化解能力成为当务之急。其五，适应新程序的能力。对简易程序，司法公正与效率并重;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程序，把握其特有的方针、原则、刑事政策及办案制度、方法、机制;对特别没收程序和强制治疗程序，着力庭审举证质证和辩论能力;刑事和解程序关键在对和解自愿性、合法性审查及和解对依法处理案件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和把握。

　　(作者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