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两个版本

　　忘掉的东西，我们是不可能再原原本本地重新记起的。比如，童年。

　　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童年》，不是童年回忆，因为他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也没有展现一个人生命的进程。事实上，他也做不到。

　　如果你真的刻意回忆过自己的童年，会发现更多时候，童年只与某个场景、某样物品、某项转述有关。循着这些线索，你提取了自己的记忆，甚至你脑子里的那些记忆，都是不可靠的。

　　你真的相信父母一遍一遍叙述的那些故事吗？你真的能清晰地想起当时自己的表现吗？还是有些人证物证让你对那些事确信无疑？抑或只是一桩悬案，可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手里才握着真相？总之，任何关于童年的描述，我都只相信，那不过是当事人一厢情愿的建构而已。

　　而生活中，每个父母都是积极的作者。

　　认识一位前辈，书柜里有一半的空间是儿子的成长资料。有给儿子写的日记，为了忠实记录，她不过是个替身，所有的内容都是儿子以“我”的口吻来表达。有影像资料，那些海量的照片短片被刻成光盘，按照年代顺序整理存档。有书信往来，儿子跟每一位叔叔阿姨的信件，她都保留得很完整，在我看到的一封信里，很多字小朋友还不认识不会写，“叔叔”就用图画来表示，装订起来俨然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漫画书。

　　这个小朋友，现在已经是二十六七岁的大朋友了。很多人好奇，他对这些作何反应？老妈如实转述，“儿子说，那些东西都是你的，不是我的。”

　　如果童年可以描述，那么，每个人都倾向于描述一个自己所感知的，而不是别人传递给你的。本雅明所描述的柏林童年，就源于他许多年后重新“刻意回忆”的，属于个人感知的经历和感受。

　　他从自己收藏的明信片中，回忆起班里同龄人中，第一个落上死亡重音的一个小女孩的名字。如今，每当来到绿茨福河岸时，总禁不住用眼光去搜寻她住过的那座楼。

　　他描述的自己发高烧时，“我在想象中看见了那只边缘带着母亲的请求的勺子，它先充满关爱地接近了我的嘴唇，后来才原形毕露，把苦涩的药水猛地倒入我的喉中。”有一天烧退了，他觉得自己与母亲的维系变得不再那么紧密了，他试图用发高烧再次挽回这种关系。

　　他印象里的捉迷藏。“我已经知道这间居室里的所有藏身之处，而且回到这些藏身之地就好像回到人们肯定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一所房子里那样。”

　　他看到家里上锁的柜子时，想得却是家庭主妇的心思。“当年，挂有锁钥匙的链圈到处陪伴在每个家庭主妇的身边，以使自己随时都被惦记着。”

　　还有“识字盒”、“电话机”、“学校里的钟”、“针线盒”、“动物花园”，本雅明在家里特定的角落、特定的物品里，追忆着自己的过去，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选取。

　　正是这个选取，使这本书呈现出与一般回忆录不同的特异之处。你完全忘了这本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年代感在向回忆活动深层内里挺进的过程中，被瞬间消解了。你只觉得，在本雅明貌似自说自话的表达中，自己的童年被激活。因为，事实本身不是你关注的重点。你不关心他发了几次烧，生了几次病，而是对那个在母亲量完体温后，跟枕头做游戏的少年感兴趣。你不知道什么叫“姆姆类仁”，却对文章里描述的在布景中拍照感同身受——本人因为要和四周的一切适应而变了样。你马上开始提取自己在照相馆拍照，被摄影师布置的傻愣模样。

　　同样的事件在父母那儿，可能是另一番模样。

　　其实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两个版本。父母手里有一个，他们认定那就是你的童年。你手里也有一个，你可能愿意从父母那儿接收一些，也可能全部由自己创作。至于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谁在意呢。

　　《柏林童年》

　　瓦尔特·本雅明著 王涌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