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剖宫产率背后的助产士困境

　　上午9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产科病房，刘军像每天一样开始查房，一个刚分娩不久的产妇和新生的婴儿幸福地偎依在一起，刘军细心地指导她怎样第一次给婴儿喂奶，另一名将上产床的产妇对无痛分娩有顾虑，担心对孩子不利，刘军耐心地给她解释：“无痛分娩采用的麻醉剂量不到剖宫产的1/10，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整个产房秩序井然，穿着绿色消毒服的医务人员忙碌地穿梭在产妇中间，测胎心，量血压，询问感觉，轻言安慰……很多产妇并不知道，她们不是医生，也不是普通的护士，她们真正的职业是——助产士。

　　刘军是持证上岗的资深助产士，同时也是产房护士长，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2年，她和她的同事们接生的孩子超过万名，“干得时间越久，我越热爱这个工作，因为我用自己的手把新生命迎接到人世间。”然而现在愿意做助产士的人并不多，“专业性强，风险大，常年超负荷工作，人手一直不够。”刘军有些无奈。

　　目前，中国将近一半的剖宫产率高居世界第一，它给下一代带来的问题已经引起各界重视，“降低剖宫产率，就必须要保证自然分娩的安全，这就需要大量技术娴熟的助产士，可是现在国内助产士没有专业教育，没有职称体系，看不到职业前景，怎么可能发展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杨慧霞教授对记者说。

　　由护士转岗 学接生全靠“师傅”带

　　“我的接生技术全是当年带我的一位老护士教的，每个助产士都有一个这样的‘师傅’，老人带新人，师傅带徒弟，真正的手把手传帮带。”刘军告诉记者，她们的教室就是产房，老师就是年长的同事，“一般人很难想象，专业性这么强的工作是靠这种方式传授的。”目前在北京的各大医院，培养助产士基本都是采取这种方法，因为无论是中专还是大学，都没有助产这个专业。

　　记者了解到，在多数西方国家，需要在接受大学四年护士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再经过18个月的专门培训和资质考试之后，才能成为助产士，而在我国，情形大相径庭。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产房目前一共有15名助产士，最大41岁，最小二十出头，“全都是从护士里挑出来的，挑护士里特别优秀的，动作麻利，反应快，有责任心，能吃苦，这才具有被培养成助产士的潜质。”刘军表示，团队人员都是这样“脱颖而出”，被挑选出来进行助产士培养，“先进产房实习3个月，跟着老护士学习接生，最困难的是侧切、缝合这些专业技术很强的工作，已经完全超出护士的工作范围，但助产士必须熟练掌握，我们只能台下利用模具反复练习，切了缝，缝了切。”而理论知识，全靠自学，“一本《妇产科学》下班后自己看，不懂的记下来，找院里的高年资医生去问。”科室一年内也会安排多次高年资医生甚至教授授课，刘军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在产房接生100个婴儿之后，就有了参加助产士考核的“底气”，“医院会出具接生100个婴儿的证明，然后到市里参加3天脱产的助产技能培训课，最后参加考试，笔试加操作，合格之后，就能拿到助产士的证书，具有独立从事助产专业，签病历和接生的资格。”

　　这种培训方式决定了几乎所有的助产士都是由护士转岗而来的，“总是觉得自己理论知识不够，因为学得不系统、不全面。”刘军有些遗憾。目前在这个行业里，最被看重的还是经验，“年过四十的资深助产士在产房里就是个‘宝’，新分来的小医生，甚至研究生都要做她的徒弟，有这样经验丰富的助产士在产房，大家心里就不慌。”

　　上一宿夜班 给产妇鼓劲嗓子喊哑了

　　“今年大家都抢着生龙宝宝，产房经常满员，有时候还要加床，我们科15个助产士，每天三班倒，忙得脚不沾地了，大家都说我们像一阵风儿。”刘军笑着告诉记者，轻松的语气却难以掩盖她们超负荷工作的事实，“比护士累得多。”

　　每半小时给产妇测一次胎心，每2小时观察一次产妇宫缩，每4小时检查一次产妇宫口打开情况，随时解答产妇的问题，指导她们用各种物理方法减轻阵痛，出现异常情况及时通知医生……“在待产室上一天班，基本上腿就走肿了。”到了关键的接生时刻，那是真正的“体力活”，“前几天有个夜班，赶上扎堆生孩子，一晚上接生了十余个，我们嗓子都喊哑了！”

　　为什么助产士嗓子会哑？没见过产房里那种震撼情景的人不会明白，光听声音，会以为她们在观看体育比赛，“加油，再用点力，你肯定没问题，条件这么棒！”“最后一次，这回一定行，我们给你喊，一、二、三，使出所有力气……”抓着产妇的手，按摩产妇的肚子，她们充满激情地给产妇加油鼓劲，伴随着她们的呼喊，一声婴儿的啼哭破空而出，这是最幸福的时刻，也是她们汗透重衣的时刻。

　　婴儿降生之后，她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婴儿复苏、打分、称重、按手印、剪脐带、清理胎盘、指导产妇哺乳……“夜班是从下午5点到早上9点，整整16个小时，没有一刻能停下来。”这种超强度的工作，对于年过40岁的人来说，其实已经力不从心，“有点干不动了，但是大家还是相互支持坚守着这个岗位，因为人手紧张，更重要的是我们喜欢这个工作。”刘军神色有些黯然：“前一阵，我们有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得了肾炎，累的，还有个三十多岁的，这么年轻竟然得了高血压。”留下的人也都受着职业病的困扰，最普遍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和失眠。

　　招人不容易 坚守靠的是职业良心

　　“助产士明显配备不足，国家目前没有出台助产士配置的标准，现在是按照护士的标准，是1比0.4，也就是一个助产士负责2至3个产妇，而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强度比普通护士要大很多，很多时候忙不过来。”刘军说。培养招收年轻助产士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些人不愿意来，因为缺乏吸引力，辛苦，有风险，压力大，待遇不高。”

　　对助产士来说，比工作累更严峻的考验是承受风险和压力。“在我们医院，剖宫产率低于全国水平，除非产妇有严重并发症、盆骨异常、孩子过大等这些医学指征，必须要剖宫产的，除此以外我们都建议产妇自然分娩，不给剖，这就要求我们最大限度保证自然分娩的安全。”

　　我国妇幼专家庞汝彦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助产士面临的风险：“这么多的家庭就等着这一个孩子。如果没给剖宫产，真出现一点问题，那医护人员就要承担责任。”其实，孕妇和家属并不了解剖宫产本身对胎儿和孕妇也有很多影响，并非绝对安全……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尽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更好，对产程监护更细致。”刘军表示，有一次，她发现有个产妇还没到分娩的时间，却不由自主地在用力，似乎不大对劲，她检查了一下，发现是胎位不正，这种情况有可能造成难产，她把这名产妇扶起来，让她下地活动，这样有可能将胎位纠正过来，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全靠助产士细心观察。“有时候折腾一夜还生不下来，产妇疲惫不堪，自己都想放弃了，我们就要不断鼓励她，劝她吃东西，增加体力，坚持自己分娩。”

　　助产士手中是“一人两命”，没有过硬的技术和强大的心理难以应对，这也是她们中的很多人失眠和患高血压的原因，然而这件事在刘军口中换了一个说法：“一个人住院，两个人出院，这也是我们这个艰辛工作的快乐和幸福所在。”她对记者讲了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在西单逛商场，忽然有个陌生女人特别激动地跑过来拉我，原来十多年前我曾经给她接生，她说一辈子都能认得出我，我特别感动。”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感动，能让刘军这样的资深助产士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二十多年，“靠的是爱和良心。”她说，“分娩是一个女人最艰难、最无助的时刻，她们能依靠和信任的只有我们。”

　　啥时能评职称 助产士想找自己的“组织”

　　纵使从事着一份堪称“造福众生”的职业，刘军的职业描述和晋升履历也只能填上简单的“护士”两个字，“我们只能走护士的职称晋升体系，我虽然做了22年，可现在连助产士这个正式职业名称都没有，更不用说职称评定了。”很多产妇和家属不了解她们的工作，甚至医院的同事也不清楚她们究竟做的是什么，她们似乎处于职业的空白地带。

　　助产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体系中基本也是一片空白，记者了解到，以北京大学的护理系为例，大专生在产科见习时间为一周，生产实习三周；本科生在产科见习时间仅为一天，生产实习三周。随着医院剖宫产率的提高，不少学生在见习、实习期间自然分娩见过的较少。

　　助产士的缺乏和不受重视直接导致了剖宫产率的居高不下，因为没有人为自然分娩“保驾护航”，谁还愿意冒这个险？

　　刘军说她的愿望很简单，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助产士，有相关理论和专业教育，有独立的职称晋升体系，有自己的“组织”。“我们科的助产士里有一名本科生和一名研究生，她们现在看重的是这个职业的技能，但如果没有发展前景和上升空间，很难留住人才。”

　　产科主任杨慧霞教授告诉记者，医学界人士正在着手组建助产士的组织，“去年，在全国围产医学年会上，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积极组建了‘围产护理专业组’，其中包括助产专业和新生儿护理专业，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建立助产专业委员会。”她告诉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助产学校以及医学院校的助产专业开始萎缩，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减少剖宫产率，就要保证自然分娩的安全，就需要专业技能很强的助产士队伍，现在我国学术团体开始关注这件事，更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重视，恢复助产专业的学校教育，建立职称评定系列，明确界定助产士的责任。”

　　“在很多国家，经过注册助产士可以组织开助产中心，对孕妇从怀孕开始进行全程追踪监测，和孕妇成为朋友，除了关注她们的健康，还给她们人文关怀和心理支持，保证孕妇更顺利地自然分娩。助产工作绝不仅仅是在产房里，也不是只有接生那么简单，它应该是一种高端的需求。”说起这些的时候，刘军眼中有很多的憧憬。J024 王溦摄 J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