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公共舆论困境

　　文 _张洪彬

　　唐小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的新著《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上海《申报》的“自由谈”两个专栏（刊）为个案，比较自由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对公共舆论、现代政治和自我身份的不同理解，同时比较了这两个群体在言说风格等方面的不同。推开这两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广阔的历史画面，可以体察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的最为根本的历史困局。

　　《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出身官宦世家，其父是进士出身，可能正是这种家庭塑造了他的士大夫气质，留学日本的经历也没有改变他。《大公报》同仁悼念他的文章中说他“以国士自许”。中国传统的“国士”，自命为天命、天道的诠释者，民心的代言人，有关心民瘼、进言君王、匡扶社稷的责任。1934年，张创办“星期论文”专栏，力邀著名学者撰文，“以专家的学识，以贡献于全国”。撰稿人主要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梁漱溟等人。这些作者主要毕业于清华和北大，绝大部分曾经留学美英，大多是当时国内一流大学的教授，大都具有精英情怀和公共意识，也多倾向于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他们的言说主要是一种公共论辩性的话语表达，注重的是如何在现有社会建制的框架内进行改革。面对蒋介石的威权主义政府，他们一方面是温和的抗议者，一方面又是建言者、技术专家、政治顾问，张季鸾、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等人，与蒋介石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张季鸾认为形成公共舆论的主体不是一般性的社会成员，而是“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更有甚者，直斥普通民众为“思想浅薄，孤陋寡闻之庸人”，因而根本不配做公共舆论的主体。

　　唐小兵将审视历史的角度切换到《申报》老总史量才。相比张季鸾的精英色彩，史更具实业家气质，在办报方针上，他似乎更倾向于中下层路线，其读者群主要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普通市民。作者主要有鲁迅、曹聚仁、茅盾、林语堂等。这些作者的受教育程度整体要略逊一筹，主要是在报刊、书店等文化机构工作，或者纯粹靠卖文为生。他们的自我认同度较低，大量的文字都在批判“文人无行”、“文人无用”。这种自我否定，使他们更容易自觉抛弃传统士大夫的精英意识，接受工农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对他们而言，公共舆论的主体应该是平民。公共舆论最重要的道德标尺是代表底层、代表民意，最重要的功能是展现与传达平民的意志。面对政府，他们往往是更激烈的道德批判者，总体上主张激进革命，因而与当局的关系紧张得多，也往往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压制甚至迫害。他们的言说方式也更为曲折、隐晦，充满反讽与戏谑。

　　公共舆论的“公共性”如何体现出来？对这个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唐小兵通过上述两个专栏（刊）的比较，试图给出答案。现代社会，除了议会体现的民意，大众传媒凝聚的民意也成为政治家观察民情吸纳合法性的管道。问题在于，在现代中国，无论是自由主义学者还是左翼文人，本身都无法真正代表底层民意，他们都脱离了乡土中国，对乡村的底层生活缺乏真切的观察，另一方面对大城市的平民心声，往往也缺乏足够的代言资格。因此，这就导致公共舆论无论是诉诸精英知识分子的理性，还是普罗大众的民意，似乎都无法有效地与中国社会实际对接起来，最终知识分子阶层为了解决这个“代表性的断裂”，要么直接走向以政治为业或完全臣服于政治，要么就在学术与政治的夹缝中走过一生。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在1930年代之后的发展似乎更成了一曲让人不忍回首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