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章之乱”何以死灰复燃

　　□杨耕身

　　湖南邵阳目前约有千名“市容监督员”代替城管“执法”。据报道，这些监督员不穿制服对违章停车罚款，所得罚款将上缴区财政，其中80%返还给监督员。交警方面称监督员可劝导违章停车行为，但是否有权力罚款要问城管或街道。邵阳市城管局法制科工作人员表示，市容监督员开具罚单，这是一种执法委托关系，监督员本身没有执法权，邵阳市城管局将执法权委托给监督员，让他们代替城管进行执法。该工作人员表示，招聘市容督察员的方案是借鉴了省内其他城市的经验，市政府领导进行了决策，城管局只是负责执行。他同时确认了80%返还一说。

　　执法权是否能以委托的方式外包，罚款所得到底是应当上缴国库，还是可由处罚机关擅自处理，执法之密比之践行法律之公到底孰轻孰重？邵阳“代替城管执法”现象涉及的这些问题，以依法行政标尺来丈量，自是不难得出答案。事实上，报道已援引相关法律工作者的说法，对邵阳做法予以批评。法治意识早已自在人心，执法者却非得倒行逆施，固然可叹，不过在这一层面上，到底也没什么好说的。而邵阳事件之所以仍然唤起笔者关注的兴趣，却在于一个小小的细节：据报道可知，邵阳千名“市容监督员”虽无制服，但均在手臂上围了个红袖章。“红袖章”重现江湖，非独邵阳。之前在湖南株洲、湘潭等地已推行的类似邵阳的做法，“红袖章”亦是一个“标配”，以致有网友在论坛公开表示，“红袖章是株洲形象的耻辱”。此种情况在湖北荆门市亦有出现，今年7月新华社报道称，戴“红袖章”的市容环卫和交通秩序监督员2011年8月上岗，经过近一年的实施，“红袖章”执法在荆门市民中引起很大争议。此番景象，当真让人不知今夕何夕。那么“红袖章”何以重现，又意味着怎样的治理依赖？若说治大国如烹小鲜，那么“红袖章”这样的细节恰恰包含着一些让人不那么愉快的回忆。“红袖章”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标识，名目繁多，门类各异。2004年9月18日《新民周刊》曾以“我国清退百万治安员，整治红袖章之乱”为题，报道了公安部发出的清退治安员的通知。表明“红袖章”执法早已被明令禁止。而另一个标志性事件，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将巡逻在大街小巷上的数十万义务治安协管员臂上的红袖章换下来，代之以一枚漂亮的奥运徽章。在其时《北京青年报》上，一位居委会大妈承认，“换掉红袖章，可能因为红袖章和这个时代脱节了。”

　　到底是一些地方政府的认识，尚无法高过一位居委会大妈的认知，还是他们刻意地视这种群众式的执法运动为法宝，并以一种与时代脱节的方式来实施城市管理？红袖章之滥，若说起于法治无序的特殊年代，必当终止于依法行政的法治社会之下。在法治社会，对于城管或警察等执法者而言，制服是他们的身份标识，更是执法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相应法律效力。这也是为什么，《警察法》明确规定非警察人员是不能持有和使用警服，否则便构成违法的原因。然而一个不起眼的红袖章，不仅接管了相关部门的执法权，而且也代替了制服所具有的法律尊严。其中对法治公信的消解，已不言而喻。其中对权力与权利的双重轻慢，尤其不言而喻。“红袖章”之乱，已有死灰复燃之势。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明白，在社会所有的乱象之中，权力之乱，执法之乱，乃一切之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