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散工们在街头等待雇主靠当天结算的工钱活在城市中 生存在昆明生活在别处

这对夫妻30岁左右，妻子很豁达，但丈夫面对镜头太羞涩

“老板”来招工了，工人们一拥而上

等活儿时打扑克，小赌怡情

“甲壳城市”小区附近的立交桥上，每天早上都会自发形成“马路劳务市场”■ 本版图片 都市时报实习记者 曲憧 柯安东

清晨，路灯还未熄灭，等活儿的人已经在路边上守候了

　　■ 都市时报记者 陶琪

　　实习记者 杨秋月 曲憧

　　散工，一群打零工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没有高学历，也缺少扎实的技术功底。为了生活，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聚集在城市边缘的各个角落。他们的居住地旁边，会自发形成大小不一的马路劳务市场。

　　散工，是一座城市的建设者，也是这座城市的造梦者之一。他们憧憬着能在城市里实现自己的梦想，或是回乡改善生活，或是成为城市的一员。为了这些梦想，这群人孤独地守在城市边缘，在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工作，博运气，获得廉价的快乐，规划每一分钱的用途，规划自己和家庭的未来。

　　散工，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是像“候鸟”一般的存在。城市里没有建立统一、规范、有序的散工管理、服务体系，任凭他们四处奔波，自谋出路。但无论是走是留，他们很清楚，只有在城里，才有希望。

　　早市从凌晨开始

　　马路劳务市场的“开业时间”在早上6点至8点之间。9点前还没找到活干，就意味着这一天赋闲了。

　　凌晨5点半，天色未明。马玉群叫醒丈夫唐健，自己先起了床。打开房门，她拿起毛巾漱具，走出窄小的房间，弯腰站在公用的水龙头旁洗漱。筒子楼式的出租房内一片寂静，马玉群打水、生火，往沸水里放下一扎面条——这是她和丈夫常吃的早饭。

　　夫妻俩的动作很快，起床半个小时后，两人就洗漱吃喝完毕。马玉群轻轻地关上房门，侧坐在唐健的自行车后座上，双手拽住丈夫的衣角，朝着2公里外的目的地前行。

　　“甲壳城市”小区旁，一条穿越铁轨的公路隧道上方，陆续出现了几个和唐健夫妇一样穿着朴实的中年人。他们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有的带着锹铲，有的戴着安全帽，在路边停步，蹲坐在人行道上。几个妇女与男人们保持一段距离站着，小声地交谈。

　　此时，街头路灯还亮，店门未开，空旷的路面上没有行人。远处清洁工的扫地声传来，由远及近。

　　在这群人的注视下，唐健夫妇的自行车缓缓驶来。马玉群抬头瞄了一眼蹲坐的人群里是否有相识的面孔，找了个没人的位置，靠着路边的花圃蹲下。根据唐健的经验，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这里会聚集至少二三十个人。

　　看到有车缓速靠近，这群人就会围上前去。“要工不，老板？”“老板，要水工还是泥工？”他们习惯把来招工的人叫做“老板”，这群早起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散工。

　　4个月前，唐健在四川老乡的指引下来到昆明，来到这个靠近商品楼和主干道的散工聚集地谋生。在这个被称为“散工市场”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广西和云南各州市的人，操着不同的方言，向陌生的面孔毛遂自荐。

　　这个市场已经存在了好几年，没人能说清这个市场是由哪些人组建的，他们现在又去了哪里。只知道，这里渐渐有了名气，周围的人要找工，不论是砌墙、气焊、搬砖还是装水电，都会来这里看看。有时周围的工地上缺人手，头戴安全帽的包工头也会出现在市场里，大声吆喝：“有没有人会做的？来两个！”

　　这里的招工只在清晨时分，这座城市还未睡醒的时候。6点至8点之间，来招工的人最多。看见前面停下一辆小面包车，散工们立即围了上去，但车里的人连脑袋都没有探出来。

　　“搬砖上楼，80块一天。”“上几楼？有多少砖？”围上前的散工们开始讨价还价。最终只有一个人上了车，车里人没有多问，关门就走。

　　“他是几天没做工了吧，80块也去？”众人回到之前的位置蹲下，一个人玩笑似的说道。

　　时间渐渐流逝，来招工的人越来越少，没接到活儿的人们懒散地蹲坐在路边。有人掏出扑克牌，招呼相熟的人过来打两圈，赌点小钱。更多的人只是在一旁看着玩牌的人，或者望着不远处的遛狗者发呆。偶有晨练女孩从眼前跑过时，几个男人会同时抬起头，目送女孩跑远，然后对她的紧身运动衣裤评头论足。

　　8点后，一些人开始起身回家。“如果在9点前还没有找到工，你就不用再等了，今天不会有人来了。”“散工”王庆生说，这时人们可以回到租住的房子里补觉，或者想想接下来的一天要怎么打发。

　　当最后几个人骑车离开，市场下方的隧道里已是人来车往，远处的十字路口开始排起等待红灯的车龙。这座没有招牌和柜台的市场，在开放了不到3个小时后，打烊了。

　　“自由”的工作

　　相对自由，做完活就拿钱，是散工们青睐这种工作方式的原因。不过，收入不稳定也是困扰他们的因素。

　　在昆明，“甲壳城市”的散工市场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散工聚集地。从小西门到小菜园，从波罗村到南坝，散工聚集的马路市场四处发芽。

　　营业时间最长的散工市场在南坝，毗邻南坝人力资源市场。这里旺盛的人气给了散工们更多的“寻租”劳动力的时间，但他们似乎有意与其他应聘者保持距离。一片嘈杂的吆喝中，散工们通常站在远离职业介绍所招工牌的位置，静待雇主上门。有时他们会走进人力资源市场——不为找份稳定的长期工作，只是寻个宽阔点的座位，打个盹。

　　“做长工（指签合同的稳定工作）有什么好的？会上当被骗，还会被拖欠工资，辛苦活儿都白干了！”来自宣威的朱培兴颇有怨气。

　　5年前，曾有一份每天200元工资的砖厂工作摆在朱培兴的眼前，如此“高薪”的就业机会让他倍感珍惜，只身一人跟着招工者上了路。在一个他不认识的偏远地方，朱培兴和其他工人被搜去了随身物品，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他们遭到严加看管，每天做工十多个小时，只有两顿饭，没有工资。

　　“没钱不算，能捡回条命来就不错了！”他最终还是逃了出来，从此再也不相信各种招聘信息，只肯接做完就给钱的“散活儿”。

　　市场上的散工们大多都遭遇过做“长工”被拖欠工资的情况。一纸合同或者一句口头约定，未能为他们维护应有的权益。在城市边缘谋生的丰富经验告诫他们，相比不稳定的收入来源，劳无所获带来的伤害更严重。

　　“我们刚来昆明不久，不熟，找工作怕被骗。”唐健说，来昆明以前，他先后辗转深圳、重庆等地的工厂，有着相对稳定的工作。2012年初，工厂遭遇大火，失业的他一时找不到工作，南下昆明找做散工的老乡，加入了散工的队伍。

　　“在昆明，做散工的工资不比‘固定工’低，做得好还要高一些，而且不拖欠工资。关键是很自由，想做就做，想歇就歇，不开心就可以不做，不用看人脸色。”

　　因为能做些技术活儿，唐健的工资标准是“师傅”级别，每天100到150元，马玉群则是“小工”级别，每天只有80元上下。稳定的时候，一个月下来，夫妻俩的总收入在4000元左右。

　　“像我这样没读过书，年纪又大的女人，自己不会做，只能跟着师傅的，工厂都不要。还是做散工好，赚一点是一点。”马玉群说。

　　不过，散工最大的劣势是不稳定，有时很忙，有时几天找不到事做。朱培兴说，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接到活儿了，有的“老板”招的活儿他不会干，有的价钱谈不拢。每天中午在外吃盖饭，要10元一份。“只花没赚，烟也舍不得抽了。”

　　唐健的境况要好一些，他接活儿的范围比较广。几天前，他被人叫去做电焊，火花迸在脸和脖子上，烫脱了皮肤，结起一块块斑点状的血痂。“如果是在工厂里（当工人），做这些事单位都要有防护措施的，做散工就没有，不做准备就会被烫伤，只有自己去处理。”

　　“要是伤重了，药费还要自己担，‘老板’只给工钱，什么医保、社保，我们都没有。”他想了想，补充道。

　　进城、攒钱、盖房子

　　“来昆明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如果不是为了赚钱，我不会出来。”

　　因为工地上的施工进度较快，新图纸还没下发，闲来无事的马琼兰又一次到散工市场上“赚外快”。这名来自楚雄的中年妇女用一顶紫色花纹的大檐帽、一件白紫相间的长袖格子衬衫，把自己和其他散工区分开来。

　　“我女儿都二十三四岁了，在一家妇产医院做助产，住在医院的学生宿舍。丈夫在外跑车，挣钱比我们轻松，收入还算不错。”即便这样，马琼兰一有空闲还是会赶早去散工市场。“来昆明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在老家收入太少，存不下钱来。”

　　几乎每一个散工心里都揣着一本账。每个月的辛苦所得，要么寄给留在农村的家人，要么自己攒起来。

　　来昆明后的第3个月，唐健夫妇向家里寄出了第一笔钱——3000元。“家里有3个老人，还有个8岁的女儿，都等着钱花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两口子刚来昆明，花销有点大，活儿也不熟，不然肯定能寄更多。

　　唐健在四川广元的一个农村长大，他说，自己的家乡山清水秀，风景怡人，只是种植廉价的农作物无法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如果不是为了赚钱，我不会出来。”

　　这个男人在昆明最快乐的经历，是一天就赚了200元——帮人安装水管。每每谈及此事，他总抑制不住笑容，一旁的女人提醒他：“乐什么？也只做了那一天而已。”

　　马玉群时常会跟丈夫抱怨昆明的高物价。为了省钱，夫妻俩的早餐和晚饭就在家里吃，但中饭必须在外解决。“两个人一顿饭要花二三十块，太贵了，这个钱都可以在广州吃一顿了，但昆明的收入比广州低，找活儿也没广州容易。”

　　和大多数散工一样，唐健希望能赚一笔大钱，“最少要能回老家盖栋大屋，一家人住新房，我就不出来了，在村里养老。”在此之前，他不得不告别家中的孩子和父母，在陌生的城市来回闯荡。

　　现实的情况是，家中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带不动孩子了”，多次要求马玉群回家照顾。矛盾之处在于，归巢的女人似乎能解决家庭问题，但也意味着全家收入减少，留在城里的男人将背上更重的养家负担，盖房梦想只会遥不可及。

　　几个月前，因为缺钱，唐健19岁的儿子离开了高三年级，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远赴广东自求温饱。

　　“去之前，我给他的要求是，不要先急着选择自己的道路，先熬一年，吃点苦，再看看自己适合做什么。要学有用的技术，离开广东也能找到饭吃的技术。”说出这句话时，唐健的儿子已经明白，今后已无考大学的可能。

　　“我的儿子很老实、内向，他的成绩也不差，不是那种读不进书的人。”这位父亲背身躲过妻子的视线，低声说，“我觉得是我对不起孩子，真对不起！”

　　没有朋友，无处娱乐

　　租住在同一栋楼里的散工们很少有交集。在昆明，他们认识的人只是老乡。

　　马街，一条距离散工市场不远的街道，因为有相对廉价的房子出租，这里成为了外来者们的聚居地。

　　唐健夫妇住在这里，王庆生住在这里，马琼兰一家三口也住在这里。虽然都在一个市场上找活儿干，但口音不同的他们彼此并不熟悉，也不来往。

　　“在这里，我们认识的人不超过10个，全是老乡，没有朋友。”马玉群说。

　　交不到朋友，老乡也难以交心。一个多月前，唐健被老乡“请”去帮忙加夜班，从下午6点忙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14个半小时，他预计收入至少是200元，但老乡只给了他90元。

　　“第二天回家睡了一整天，没出去找活儿干，白浪费了一天。才90块钱，还没白天做一天赚得多，人又搞得辛苦。”唐健之后再也没接过这个老乡的活儿。

　　唐健租住的房子非常便宜，每月300元，沿着走廊过道，一字排开一溜10平方米大的房间。房间里除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没有其他多余的物件，一张不大的双人床就占据了小半个房间的面积。

　　散工们的住房大多如此。他们挤在若干个狭小的空间里，共用洗漱池和厕所。大多数出租房都没有洗浴室，连公用的也没有。妇女们只能用脸盆、水桶打好水，关门拉上窗帘，在房间里擦身。

　　虽然每天进出碰面，但租住在一栋楼里的人很少有交集。直到隔壁一户人搬走，马玉群也叫不出对方的名字。“只知道是云南本地人，有时候也去做散工。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孩子，蛮辛苦的。”

　　没有朋友，也无处娱乐。为了省钱，马玉群从不逛街。闲下来时，她和唐健喜欢看电视，看各种电视剧。房内没有电视，她会到楼下的几家小卖部“蹭”电视看。“小卖部老板是本地人，我不熟，每次只能看十多分钟，不被别人赶的话，第二天就可以再来看。”

　　40多岁的王庆生则是靠读小说打发时间，武侠、言情、官场，题材不限。没事做时，一天就可以读完一整本小说，不出门，“出门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谁好。”

　　在昆明居住了三四年，王庆生还是会想念自己的家乡重庆。对于这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而言，家乡既美好又伤感。多年前，他的孩子意外溺水身亡，妻子和他离了婚，此后他四处漂泊，再也没回去过。“我回不去了。”他说。

　　王庆生很爱跟旁人摆龙门阵，自顾自说：“我觉得我们那边风景比这边好，像街道上的黄桷树把路全部都遮完了。黄桷树，最多黄桷树……我们家屋前面就有一条河，山上全是大树，兰竹、平竹……”围观的人哄笑着散去，没人留意他的话。

　　在他们当中，马琼兰的生活条件最好。“都是出来打工的，都不容易。”她现在能和散工市场的一些妇女说上话，但关系仅限于此。“市场上有的人今天来了，明天就看不到了。有可能有工做，有可能就离开了，再也不回来。”

　　前两天，马琼兰的女儿好不容易有十天的休假，她非要拉着女儿跟她一起到市场上看看。“她就是不去。”马琼兰笑着说，女儿更愿意跟医院里的城里人打交道。

　　在城里才有希望

　　或是留在城里，或是衣锦还乡。虽然目标不同，但他们都得在城里努力工作、挣钱。

　　穿着一件白色的仿NIKE上衣、脚踏皮鞋的张兴能已经告别散工市场一段时间了。几年前，他还和妻子一同在波罗村散工市场觅活儿，由于有些“老板”爱招夫妻工，两人的收入还算稳定。几年下来，攒了几万块钱的他们投资了一家招待所，做起了小生意。

　　张兴能的儿子今年高考，距离二本分数线差10分，上三本学费又太贵。“孩子想复读，那我就要支持嘛。”他掰起指头算：复读的开销包括800元报名费、6000元学费，还有每月的生活费。眼看着要开学了，儿子又提出想自己一个人在校外租房子住，便于安心复习。

　　他咬咬牙，留老婆照看招待所，自己又回到了散工市场，为了每天能多收入百八十元。“我儿子体质差，平时要多给他些生活费。身体不好学习又辛苦，我们都希望他能好好的。”他憧憬着儿子大学毕业，在城里成家立业，一家三口就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朱培兴的女儿已参加工作，妻子做清洁工，一家人的生活与城市工薪阶层几无二致。他的儿子也在城里学习，毕业之后，儿子将成为这家人实现目标——在昆明生活的最大希望。

　　“城里好哇！谁不想留在城里呢？”打算攒钱回村盖房子的唐健，说起城里的好处，头头是道，“城里看病很方便，城里的马路干净，城里的教育好、学校好，老师也好，在城里读书，小孩将来才有出息……”

　　不过，唐健却在为自己留在昆明的日子倒计时。“昆明的收入偏低，而且机会少，攒不下钱来。”他需要去一个能存下足够多钱的城市，一个能助他实现“回村盖房”目标的城市。

　　马琼兰对立足之地有着更高的目标。如果丈夫和女儿能改掉花钱手脚大的毛病，她有把握攒下足够多的钱，在昆明市郊买一套商品房。未来，她的女儿或许会嫁给城里人，结婚生子。

　　“（在这里）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搬迁过来，努力奋斗，供养家庭，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里写道，他们都不想再当农民。

　　无论是走是留，散工们很清楚，只有在城里，他们才有希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