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观察】市长反对户籍改革的“隐藏理由”

　　今年四五月间，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省份的调研。专题调研组发现，“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从2011年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反对。（见8月20日《国家财经周刊》）

　　面对“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的尴尬现状，不少人会义愤填膺地指责一些地方主政者的“地方利益保护”。因为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户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而大量为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是无法同等享受这些福利的。这就意味着，如果维持现有户籍制度不变，城市可以占有大量外来人口的贡献，却不用全部承担与之相对应的公共福利责任。

　　不过，如果仅以此来解读几乎所有市长反对户籍改革，未免有些简单了。事实上，即便地方政府不需要负担外来人口的教育、社保、医疗等福利，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对于城市管理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尤其是外来人口的涌入速度不断超越城市道路交通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承受能力时，城市主政者对外来人口“既爱又恨”的心态就会显露无疑。

　　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城市的外来人口会越来越多，甚至到了挑战城市人口规划极限的地步，以至于市长不得不通过反对户籍改革来抵挡城市人口爆炸的发展趋势？

　　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越是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越能够提供给外来人口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而这也使得这样的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之类的问题上，抵触情绪越严重。

　　顺着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同样应运而生的还有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在财权大量上移而事权大量下放的格局之下，一些城市主政者除了需要在现行财政体系内，通过“土地财政”等方式创造收入，还要努力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这其中就包括外来人口因为获取当地户籍而享受相应福利而产生的财政支出。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会通过反对户籍改革来防止“引火上身”。

　　不论是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导致的城市人口膨胀，还是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政府“不愿揽事”，都不是地方主政者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们只能从自己小圈子的局部利益出发，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理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的现状，我们不应该把板子全部打在地方主政者身上，而应反思相关的制度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