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苦役般的体力劳动

　　编者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新中国法和法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而77、78、79级法科学生(俗称“新老三届”)，则是其中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新老三届”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在他们考入大学成为“法律人”之前，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经历?这种经历显示出了怎样的时代特征、社会背景?我们又能获得一些怎样的人生感悟?这些，可能是年轻的法科学子希望了解的。

　　为此，本专栏决定刊登一些“新老三届”法科学生的回忆文章，一起来怀念那段逝去的岁月，体味法治文明的进步。我们将首先连载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学生、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的两组回忆文章:“火红的年代”和“激情燃烧的岁月”

　　□何勤华

　　划船进城

　　当时的农村，实行工分制。农忙季节之外，一般早上七点左右生产队就打钟了。听到钟声，人民公社的社员就各自从家里出来，集中到生产队的晒谷场上，由生产队队长分配每个社员当天要干的农活。分配完了以后，大家就马上回家，拿上各种农具，到农田里干活。

　　我作为一个男性劳动力，在农村里要干各种重体力活。尽管我当时瘦小，但挑大粪、挑麦子、挑稻谷、挖土、施肥、翻地、摇船出去购买农药、化肥等各种农活都得干。

　　那时，一年中有三个季节特别辛苦:“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大约在5月份)要收取麦子、油菜籽，把早稻和棉花种下；“三抢”(抢收、抢种、抢管，7月底至8月中旬)，要在短时间内将早稻收上来，再将晚稻种下去。之所以要“抢”，主要是为了抢时间，因为晚稻种晚了，在天寒之前来不及成熟，稻谷长不好；“三秋”(秋收、秋种、秋管，11月份)，收取晚稻，拔掉已经摘光了棉花的干枝，播种小麦和油菜。这些农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中国南方农民的辛苦是无法用几句话就说清楚的。

　　有时，我们也会得到一些好机会，跟着年岁较长的社员外出采购一些化肥、农药、大粪等生产资料，可以到县城里甚至上海市区看看。当时，我们生产队里没有汽车、拖拉机，外出采购基本上都是靠划船。

　　原先，大部分船是用木材造就，后来队里木材不够，就只好买水泥船。这种船是用钢丝编成一个网状的船的框架，然后涂上水泥。水泥船分为三个部分，前面是船头，中间是装货的船舱，一般可以装两三吨货物，后面是有一个配有像窨井盖一样出口的船舱，里面铺上稻草，可以睡四五个人。当时大部分船都还没有机械动力，全靠人力，或摇橹，或拉纤，或撑篙，船行速度很慢，也很辛苦。

　　如果当天回不了家，我们就将船泊在河边休息，第二天再赶路。晚上睡觉时，冬天还问题不大，夏天睡在船舱里面就难受了:闷热不说，更主要是蚊子会一群群地赶来吸你的血。每到这种时候，我们就穿上长袖的衣服和厚裤子，再把衬衫绑在头上，只露出两个鼻孔。即使这样，鼻、耳、脖子、手、脚等处仍然会被咬得全是红肿块。加上热得人不停地出汗，很难入睡。一直到人被蚊子折腾得筋疲力尽，实在困得不行了，才能睡着一会儿。

　　但是，外出一趟尽管如此辛苦，我们还是争着想出去。因为在装货的空隙，我们可以去逛街——真正的“逛街”，因为我们基本上不敢进商店，只能在街上看看。不只是身上没带钱，更因为我们身上很脏，进商店虽然不至于被赶出来，但那些年轻的女营业员看我们时的那种鄙视的目光，让我们只能在店外面转，盯着橱窗里面的衣服、鞋帽和围巾等看上一会儿。

　　最怕去挖河

　　在当时的南方农村，即使到了冬天，农民也不得休息。因为每年冬天农闲时期，公社就要组织搞水利建设、挖河修路。我记得1971年至1978年初那段时间，每个冬天我都要参加大队或公社安排的挖河劳动。与农村里的其他农活相比，挖河更加辛苦、更加劳累，对我这种身体赢弱的人尤甚。

　　挖河有两种分工:一是用铁锹挖土块，再把它放到挑担人的担子上，一般一块有四五十斤重，一天挖下来，手上就要磨出水泡来；二是挑土的人将土块从河底挑到岸上指定的地方，一副担子上，每趟一般总要放四块这样的土块，一担土少说也有150斤。一天挑下来，人累得腰酸背痛。我们一般轮着干这两种活，晚上收工回到住宿的地方，人就累得什么也不想动了。

　　这还是晴天的情况。如果遇到下雨天，情况就更加糟糕了。雨天从河底挑了担子往岸上走，脚下一不小心就会打滑，甚至会摔倒。有时人站不稳，还会从河岸上一路滚下去，滚到河底，全身上下都是泥浆。这种滚到河底的经历，我自己都经历过两次。

　　挑担子吃力，挖土也难受。因为站在河底，冬天刮起寒风，人会冷得全身发抖，手脚都会冻裂。遇到零度以下结冰的天气，这种滋味就更加难受。那时的胶鞋质量也差，常常漏水，故实际上在许多时候，我们的脚就是泡在冰水里干活，一泡就是十来个小时。每天的这种劳动强度，已经超越了我体力的极限，所以我最怕去挖河。

　　许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对女儿说起这件事。女儿感到很奇怪，就问:爸爸你既然干不动，那为什么还要去参加挖河?可以呆在家吗，无非不去挣这点工分嘛。我解释了好半天，向她说明，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是人民公社这个集体组织中的一员，其人身是不自由的，生产队派你去挖河，你就必须去；否则你被开除出生产队后，你生活的一切都没了依托，是活不下去的。然而，任凭我怎么解释，对女儿她们这一代“80后”的青年人来说，是无法真切地理解这些道理了。

　　(《火红的年代连载》之十一)